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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晚年主要作品有散文随笔是什么?

一、杨绛晚年主要作品有散文随笔是什么?

杨绛(女)先生高寿且精力充沛,很多作品,都是由晚年创作,(关于晚年的定义,我按咱们国家标准,60岁记档岁)。依年代顺序,将先生晚年的散文作品罗列于下:

1:1981年,时年70岁,出版散文作品《干校六记》;

2:1987年,时年75岁,出版散文作品《将饮茶》、《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父亲》简耐、《回忆我的姑母》;

3:1994年,时年83岁,出版散文作品《杂忆与杂写》、《听话的艺术》;

4:2004年,时年93岁,出版散文作品《我们仨》、5月在文汇报发表行咐睁散文作品《我在启明上学》;

5:2007年,时年97岁,出版散文作品《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6:2009年,时年98岁,出版散文作品《丙午丁未年纪事》;

7:2013年,时年102岁,作散文《忆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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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绛散文集

杨绛(1911-2016.5.25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培返世《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配肢写于世旦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三、杨绛散文选经典语录

1、老年人是如诗的年龄

2、毕竟外力是外力,生命的老师只能是生命本身。

3、错选一种可能性也会失去其他可能性。

4、拒绝衰老和痛苦,一个人就不会快乐。最后一门课程

5、与谬误辩论拆猛卜,很有可能得到真理;与无聊的辩论,只一起无聊。

6、阅读的最大原因是摆脱平庸,早一天多一点精彩的生活;晚一天多一天平庸。知辩

7、第一根白发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接成一条长长的逻辑线,生命的任何部分都与之相连。

8、总是忙着打扮;真正的精英总是试图与人交流,伪精英总是试图与人分开,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9、余秋雨说:如果你想要一样东西就放它走。如果它能回来,那么它就永远是你的;如果它不能回。

10、人生之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旅穗,真正保护你的是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伤害你的也是如此。

四、谁记得80年代选语文课本的杨绛散文,我记得节选巜干校六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耽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着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象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桐盯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抬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象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料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毡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象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待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馒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个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告贺子局友和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独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忧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父”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父”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火奥]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都睡在土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钟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曰咬定自已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象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额一个红胞,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了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随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胞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见痊好。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