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年近花甲,
很快就要退休在家,
女儿们已经工作,
孙辈也在一天天长大,
但我却更加想念早已故去的妈妈。
我在睡梦中常常梦见她,
梦醒后眼中总涌满泪花。
每次梦见妈妈都有说不完的话,
她像小时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甭提有多幸福啦。
妈妈一生没有文化,
但我听着她的故事长大。
要我们重德、重义、重文化,
要我们讲勤、讲俭、不奢华。
妈妈不仅这样嘱咐我们,
她也言传身教不说空话。
是妈妈给我们姐弟四人缝衣做鞋补线袜,
是妈妈和爸爸苦渡一生撑着这个家。
妈妈虽然身材矮小,
但她吃苦耐劳的劲头比谁都大。
想起妈妈,我最难忘的是她的一双小脚,
那双小脚曾是我最大的牵挂。
可是,就是凭着这双小脚,
她曾经连续几个月为了给弟弟看病扎针,
从我村步行到公社医院一次都不落。
还是凭着这双小脚,
每到周末她都要步行到汽车站接哥哥下班回家。
妈妈常说的话,
要真正成为通情达理的好人家。
妈妈疼爱儿女,
儿女想念妈妈,
永远的亲情,
永远的牵挂。
在儿女的心目中,
妈妈永远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
女人缠足就是一种致残,走不了路怎么能下地劳动,约束了女人的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依赖丈夫,这是男人统治女人的一种表现。
现代女人尝试各种整容,隆鼻隆胸,削脸抽脂,不也是一种审美观?整容对身体的负面影响,不逊于缠足,只是用所谓的文明方式重复着昔日对身体的约束,继续为时尚疯狂。
在缠足和放足的拉锯战中,缠足人口最终大幅减少;并不是说缠足变成违法了,只是因为它被认为过时了,当缠足失去文化上的尊荣与体面,其实已经死亡了,一个新的时尚潮流将代替过时的缠足。
每个朝代都有流行的缠足样式,正如现代女孩子定期换个发型一样。就像隋唐女性以丰腴、高耸发髻、半露内衣为美,宋代女性以清雅、内秀、小脚为美,诗词所谓“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的就是这种充满想象力的步态美,也影响着后人对美的认知。
人大博士马国栋认为,女人裹脚是满足男性病态的审美观,形成以丑为美之风。但著有《缠足》的美国学者高彦颐不这么认为。她说,对女性身体审美观的变化,永远脱离不了社会和社会人的评判,特别是女性心甘情愿主动参与。
现在农村还有寥寥无几的缠足老女人,她们多数已过耄耋,有的已至期颐,基本上是靠坐在蒲团上向前爬行,走1米的距离,要花上几分钟;有的一辈子从没出进过县城,有的甚至没有出过村;有的甚至从没离过家。
她们回忆往昔的缠足,残酷时摇头叹息,悲伤时掩面而泣,满足时静静陶醉。
大姨6岁时被婆婆抱来当童养媳,8岁时,在她缠脚的数月后,脚趾和脚后跟开始溃烂流脓,婆婆嘴里念叨着“不烂不小,越烂越好”,把咸菜叶贴在她脚上,说可以防止发炎。
她害怕婆婆责骂,晚上脚疼得再厉害却不敢哭出声,只咬着被子偷偷呜呜哼着。裹脚布被缠得复杂,缝得结实,她几次想找剪刀拆开裹脚布,却怎么也找不到剪刀。
成家以后,以为有了丈夫可以依靠,不料38岁那年,丈夫因病去世,养活3个孩子的重担压到了她肩上。那时,大儿子10岁,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3岁。邻居都劝她把两个女儿送人,可她舍不得。
单干时期,我的大姨曾跪着在野外割猪草,种庄稼,坚强地养活着三个孩子。昔日的小脚,曾让年轻时的她收获了爱情,但也让她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至今她都没能走到山上丈夫的坟前,一诉思念之情。
入了公社后在生产队,缠着小脚的大姨,没法下地干体力活,只能在生产队的打粮场上坐着蒲团干一些剥玉米切谷穗之类的活。大姨每条裤子的膝盖处总最先上补丁,她这辈子什么罪都受了。印象里,大姨的膝盖和腿上全是厚厚的老茧,用手一揭,就掉下一个硬壳。本该长在脚底的老茧,却长在膝盖上,为了养活一家人,她跪着走出全家的生路。
大表姐回忆,大姨夫去世后,她的妈妈要独自去野外割草生火做饭,割草时小脚蹲不稳,就蒲团在膝盖下,割完这处再爬到别处割,膝盖跪疼了,就坐在地上。一袋子草有60多斤,她半拖半抱地把袋子搬回家。由于长年累月跪着干活,让她的膝盖落下毛病,天气稍有变化,膝盖就会钻心的疼。大姨围着家转了一辈子,以前围着家里生计转,现在围着家里几平方的屋子转。
后来我看到村上那一双双的小脚,才感到如此强烈的震撼!即使绣花鞋漂亮,藏在鞋里的小脚其实不好看,脚掌都畸形了,走路都摇来晃去,可怕,太可怕了。后来大姨老了经常在我家炕上给我讲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母亲的那双小脚。在村人和同学的嘲笑声中,我和母亲都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卑。孩提时,我会跟母亲去外婆家,走五六公里的路,母亲要停下歇十来次,路过一座独木桥,小脚的母亲不敢走,只能爬过去。外婆家比我们家富裕,当年外公是靠是做头发网子生意发家的,他走街串巷收购长头发,再发放到那些有缠足的家中,让那些因为正在缠脚出不了门的'姑娘们手工编织女人用的头发网子,县城里有人收购。母亲说“4岁那年,你外婆就要给我绑脚,外公很心疼,看得眼泪直掉。谁叫我们是有钱人。越是有钱的人家越是要给女儿缠足。”母亲健在时,每每被追问,都感叹不已,那时找婆家得找媒人,找媒人得先看鞋样大小。母亲的脚还没有缠到成功的程度,外公看母亲太受罪就让外婆停止给母亲缠足了,结果就成了一双不够标准的小脚。
后来我母亲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有钱的人家,那个男人上学多,在省城开汽车,和妈妈有了一个女儿后就离婚了,他又娶了一个没有缠足的女人。母亲带着我大姐嫁给了我的父亲,后来生了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二,从小听着母亲讲的故事,唱着大姨教的歌谣长大的。
每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剥玉米或者剥花生时,母亲就给我们讲那些鬼神故事,我记在心里,直到到现在还能讲出来。我上学后很喜欢作文课,尤其是写记叙文,每到星期五就盼着语文老师讲评的时候念我的作文。到了高中,我的作文由学校推荐到县广播站,有线广播家家有,村上的人们总是给我母亲报喜:“你家二孩的文章又在喇叭里广播了”。母亲总是说:“我早就听到了。”
后来我在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战山河”指挥部做宣传工作,因为是“一支笔”和那些水粉宣传画被征兵的部队首长选中当了兵,在师后勤部营房科做设计工作,经常写稿投到前卫报,后来到地方做家纺设计,经常给烟台报、山东民兵写报道。这几年有了电脑和网站,起点中文、故事中国……文章四处发,故事满天飞,直到加入江山才算找到了真正的家。回想起来,我那小脚大姨和母亲是我文学写作的启蒙老师,我衷心的谢谢已经在天堂的大姨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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