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作品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神上受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突出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 《故乡》中有我们所熟知的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形象对比，少年闰土活泼可爱，机灵能干，中年闰土则麻木、畏缩，反映了传统思想对人的深刻影响，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形象，由一个美丽的女子变为一个庸俗、自私、刻薄的人，这不仅是作者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统治中国农民的思想的历史文化的不满，所以要“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也希望年轻的一代有新的生活。
初中鲁迅文章的赏析
●雪《雪》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 但与《野草》中的大部分篇目不同，不是用奇倔的意象和象征的语言表现作者的孤独前行与反抗绝望，而是用较有华彩的语言对照“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花”，在“江南的雪”中又有自然的雪景与人工的雪景的对照，直到篇末才写到“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灵”，才隐约透露出《野草》那种“荷戟独彷徨”的韵调。 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雪》是一首动人的咏雪诗，是一幅美妙多姿的雪景图，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它是鲁迅《野草》集里的佳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每当诵读它的时候，总觉得是一种强烈的美的享受。 这篇优美的散文，是鲁迅1925年元月创作的。作者以生花的彩笔，描绘了“江南”和“朔方”迥然不同的雪景，表现了对明媚春天的无限向往，对美好事物的缅怀，以及对冷酷现实奋勇抗争的精神。 当时，鲁迅战斗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在南方热气腾腾的大好革命形势推动下，北方反帝反封建的烈火愈烧愈旺。尽管这时作者亲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有时不免产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旁徨”的孤独之感，但是他的主导精神却是积极向上、奋勇前进的。正是在这种心境下，鲁迅写了这篇战斗的、优美的借景抒情的散文。 借助丰富的想象，作者首先描绘了一幅分外妖娆的“江南雪景图”。生动，美丽，洋溢着诗情画意，耐人寻味。…… 这篇散文，脍炙人口，感人肺腑，其主要原因是它充满着诗意。所谓诗意，主要指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感情，美丽的想象和新颖的意境，精练而富于美感的语言，三者有机地结合，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不论对江南的雪、雪野，还是对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不论对明艳剔透的雪罗汉，还是对朔方的如粉、如沙的雪花，作者都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予以形象的描绘，借雪景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托形象来寄寓自己深刻的思想。正因为《雪》不是一幅单纯的雪景画，而是以革命的思想感情作为灵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感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试问，当你读到朔方的雪花“蓬勃地奋飞”的动人描写时，你不觉得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鼓舞着你吗?好像我们也要冲风冒雪“升腾”起来，同作者一起战胜那“凛冽的天宇”，去倾听暖国的“青春的消息”。 《雪》中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渗透在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所创造的意境之中。作者描绘江南和朔方两幅雪景图，不是平板地一览无余地摹拟生活，而是张开想象的翅膀，由“朔方的雪花”联想到“暖国的雨”，由“雨”联想到“江南的雪”，由“雪”联想到山茶、梅花盛开的“雪野”，由“雪野”联想到孩子们塑雪罗汉的动人情景；即使描写现实中的“朔方的雪花”，想象也“飞腾”起来，浮想联翩，神游宇宙。正由于作者的联想力和想象力极其丰富，所以才创造了雄浑壮丽的意境，给读者留下广阔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通过读者的联想和想象的再创造，既可以扩大和丰富《雪》这篇散文的内容，也可以使人更强烈地感到美的享受和艺术的满足。 《雪》的浓郁的诗意还有赖于优美的语言得以表现。鲁迅抒情散文的语言，总是精粹简洁，具有生活的鲜明色彩和动人的旋律。如作者写江南的雪景，语言华美，文采风流，柔美之中又不乏健美；写孩子们塑雪罗汉的语言，朴素形象，生活气息很浓，虽然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或夸张的笔墨，但孩子们的鲜明个性、雪罗汉的幽默神态却跃然纸上；写北方雪景的语言，热烈，瑰丽，抒发了作者面对冷酷现实的战斗豪情。 总之，这篇散文，借景抒情，情景相生，托物言志，寓意深刻，做到了形式和内容、文字的美和思想感情的美的高度统一，每读之，便觉得有一股浩然之气，荡人心胸，开人眼界，促人振奋。 ●社戏社戏》全文原有前后两个部分，课文节选自后一部分，描写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恋的心情。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本文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般，他的性格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能拿主意，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喜后又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善于为他人着想。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色彩如豆麦的“碧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等；声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悠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作者还运用各种比喻、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强了景物描写的效果。 ●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一直鼓舞着鲁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下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影响了鲁迅的一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藤野对鲁迅倾注了无私的爱。他平等公正、一丝不苟的为一个清国留学生改作业，连一根画错位置的血管也要当面替学生改过来；他关心学生的个体差异，听说中国人敬鬼，担心鲁迅不肯上解剖课；他尊重学生，尽管替鲁迅弃医从文感到惋惜，但理解鲁迅这位弱国子民的强国梦，临别还赠与题写了惜别二字的相片。这些对一个受尽了歧视和污辱的清国留学生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热爱学生、理解学生，使藤野具有了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影响学生的一生。 因此，作为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学上的师生互动，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精神的底子在学校人际关系中，居首位的是师生关系。美国罗杰斯的人际关系理论、前苏联的合作教育学，都把师生关系提到办学水平的高度来认识。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依靠深厚的师生情感来维系，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热爱、学生对教师的敬佩和爱戴，是产生师生情感的源泉，也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蔡云芝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十分和谐，他爱学生，教学生唱歌跳舞，和学生打成一片，关心爱护弱势学生，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学生打抱不平，难怪学生做梦都想到他，几十年以后仍然惦念着他。 在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和谐的师生一旦建立，很容易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亲其师然后乐其教。韩麦尔先生的爱国情绪感染了小佛朗士，他听得特别认真，感觉真奇怪，今天听讲我会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在莎利文的爱心感召下，失聪又失明的海伦终于理解了抽象的爱，突破了认识上由具体到抽象的瓶颈。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当持久而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年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觉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现的教师形象以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也启发着我们当代教师：提高自身修养，增强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影响一生的精神食粮。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的淋漓尽致。在此，我尚且不谈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只说一下我对文中三个小细节的看法。 第一：华老栓夫妇为其儿子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平常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爱”。乍一听，问题好象十分荒谬：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是伟大的“爱”吗？可在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下，事情往往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套子里”的别里可夫。虽然如此，可文中的一些细节往往使人发出诘问：为这“药”，华老栓倾出了医生的积蓄；为这“要药”，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还“迈步格外高远”；为这“药”，华老栓弯下了本已直不起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枯涩的笑容；为这“药”，华大妈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此诚可想而知）……所以这一切不多浸满了父母对儿子的爱吗？可我倒要问一句：如果华老栓夫妇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而是有许多个儿子，足可以给华氏传宗接代，本就贫穷不堪的华老栓会不会倾出大半生的积蓄为不可救药的儿子买“药”呢？答案可想而知：华老栓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还有别的儿子，足可以使华氏香火不灭。所以，这“爱”就有问题。你想啊，尽管封建思想开始土崩瓦解，但象华老栓这一类人，“思想蛀虫”已经侵蚀到了他的脑髓，从根本上已经无法改变。他的脑子里充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华大妈也被“三从四德”束缚的难以换气，所以为了华氏的香火，为了到阴间向华氏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他们竭力保住独苗苗的命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他们“爱”的出发点就与平常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又怎能说是父母之“爱”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人生的重大使命――传宗接代，基于这一点，表现在儿子神圣就成了“爱”的假象。与其说华老栓夫妇的所作所为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不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何等之紧，何等之牢吗？ 第二：鲁迅先生是如何看待夏瑜的就义的。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信心是无可否定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完全走向胜利的重任。（此处不想延伸）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它评价，也只能是敬佩其革命精神、同情其革命失败、肯定其部分革命成果。再者，从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也只有对革命的敬佩、同情与惋惜。本文写与1919年4月，当时正值军阀混战，革命失败，转入低潮。课文的“预习提示”中也曾提及辛亥革命给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鲁迅以极大的振奋，可失败的结果又使他的希望灰飞烟灭，失败造成的悲惨景象更是让他惨不忍睹。作于同一时期的小说《故乡》，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鲁迅有着极强的爱国救国心理，但苦于没有找到振兴祖国的道路，所以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辛亥革命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当希望化为泡影时，鲁迅陷入了冥冥思索之中。在思索什么呢？他开始怀疑辛亥革命，并在这缓慢的怀疑过程中，又去探索其他的救国道路。从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年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的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在初中，我们曾经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同志的信任》。在这篇文章里，记叙了鲁迅先生为方志敏保藏手稿（《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从次可以看出：鲁迅晚年曾与共产党人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寄予资产阶级的希望。故而，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先生对于失败的现实只能是惋惜，对于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只能是同情，对于资产阶级是不抱有希望的，而对于振兴国家是充满信心的。 第三：对于课后练习题四大题（4）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夏四奶奶去上坟时遇到华大妈的一幕。当时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固然反映了夏四奶奶矛盾重重的心理，但如果再进一步展开下去：夏四奶奶去给自己的儿子上坟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又羞愧呢？首先要看一看夏四奶奶当时的社会身份：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我们尚且不去想当时的社会背景，单是在现在的社会，一个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当时它已众叛亲离，“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所以它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而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但他也不是被压迫阶级的朋友。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羞辱。究起原因就是他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此，革命是局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是何等愚昧落后，当时的统治是何等残忍。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字都影射出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鲁迅《药》之批判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家，鲁迅先生永远是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但我们尊敬仰慕一个伟人，也没有必要为尊者讳。对伟人的苛求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伟人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斗胆对先生《药》中的几处处理，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一个称呼不当。在“茶客谈药”中，当花白胡子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了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怎么回事？” 康大叔回答道：“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 我对康大叔称夏瑜为“小家伙”不敢苟同。在我们正常的认识中，“老家伙”明显是骂人的话，而“小家伙”却很特殊，像贾母称王熙凤为“凤辣子” 一样，这个称呼中有戏谑，有嗔怪，明显是一个昵称。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后文康大叔两次提到夏瑜，都蔑称其为“小东西”。“小东西”这个称呼很好的揭露了康大叔鄙视革命者仇视革命者的刽子手本色。如果说，前面的称呼是康大叔的刻意掩盖，后面才是康大叔真相暴露，那么，我要问的是，在这些必恭必敬、笑嘻嘻的奴才面前，康大叔有掩盖的必要吗？还有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稍稍犹豫了一下，康大叔就当面骂他为“这老东西……”当华大妈笑嘻嘻的为康大叔送出茶碗茶叶，加上一个橄榄，当华老栓必恭必敬冲了水，当所有人都照顾到华大妈的忌讳时，只有康大叔大声的嚷嚷：“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康大叔何曾掩盖自己丑恶的面目，何尝在意这些愚昧小民的感受呢？ 其次，一个词语费解。 在华大妈烧人血馒头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进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堂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这段中的老荷叶中的“老”字，很难理解。从风俗上来看，水乡的老百姓常常晒干一些荷叶，像中秋的棕叶一样，然后包一些东西，既卫生，又清香，俗称老荷叶；从时间上来看，当时是秋天（文章开头说，秋天的后半夜），应该也是荷叶枯萎的时候了。所以似乎可以把这里的“老”荷叶理解成晒干或失去水分的荷叶较为妥当。然而，下文包住馒头的却是一个碧绿的包，这个“碧绿的”从何而来？再从后文红黑的火焰来看，似乎也在提醒我们荷叶是新鲜、碧绿的荷叶。从常理上来说，用碧绿的荷叶包住馒头放在火里烧，似乎不太符合常情。由此看来，这里的“老”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再次，一个逻辑不通。 康大叔站在老栓的面前，“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一点一点的往下滴。”可是老栓踌躇着，不敢接那个东西。于是“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灯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这一段逻辑上有很大问题。当康大叔卤莽的抢过灯笼，这时候康大叔两手都有东西，一手是滴血的馒头，一手是可能还带火的灯笼。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一把扯下灯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难道康大叔有第三只手？这里，先生明显有疏忽。如果康大叔借助华老栓的手，扯下灯罩，那就不应该抢过灯笼；如果是借助自己的脚踩住灯笼，再扯下灯罩，那也要说清楚，否则只能是逻辑上不通。 最后，一个情节失实。 情节失实，主要是瑜儿坟上的花环。这个花环在文中的横空出现，究竟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历来众说纷纭。据先生自己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要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也就是说，作者自己也认为这个花环是平空加上的，加得牵强。那么作者义无返顾的加上花环的原因何在呢？比较 “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让华大妈看到儿子坟上没有花圈，心里感到不足和空虚。而夏四奶奶并不认识花圈，她根本也不知道花圈所蕴涵的深意，反而认为这是屈死的儿子在显灵，这就使得夏瑜的悲剧意义显得更为深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为了表示尽管黑夜沉沉，但革命仍然后继有人；革命决不会因遭受挫折而消沉，革命的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以此给人亮色，落实主将不消极的主张。 但我以为这一解释丝毫不能作为一篇小说败笔的借口。因为从小说所塑造的人来看，似乎找不到一个会送花圈的人；从当时的习俗看，送花圈的习俗也尚未兴起。由此看来，花环的出现给小说的真实性以致命的打击。 可以说，真实，是所有作品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尽管因体裁和题材不同，真实性的要求稍有差异。比如散文的真实，是取材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诗歌的真实，是感情的真实和抒情的真实；而小说的真实，则是生活本质的真实，也就是典型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虽然小说本身是虚构的，不可能也没必要是生活真实；但是却决不能脱离艺术真实。我们甚至可以说，真实性是小说的灵魂，失去了本质的真实性，小说就是空中楼阁和无病呻吟，又如何能反映社会生活呢？ 大凡成熟的艺术家都把真实性作为创作的第一要素。哪怕是一个小小细节的失实，都会让人对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使作品的社会力量受到巨大影响。 俄国作家柯罗连科曾经写过一篇《欢乐的节日之夜》，内容主要是“描写一个犯人，利用复活节看守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越狱逃跑，……”文笔优美流畅，尤其是中间月光的描写，很好的渲染了人物的心情。托尔斯泰看到这部作品，一开始很喜爱，甚至对它大加推崇。但是看着看着托尔斯泰很快发现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细节：犯人逃跑的时候，满月当空。而复活节总是在十六日之后，月亮不可能是圆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疏忽，损害了托尔斯泰对这篇作品的好印象，甚至转而持否定态度。柯罗连科知道后，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 要知道文章中细节失实很招人反感，一是让人觉得作者缺乏必要的知识；二是觉得作者的创作不够严谨；三是容易对读者形成误导和愚弄。因此，不真实总会给作品带来巨大损害。 从小说的主题上来讲，花环的出现也是得不偿失。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药》的主题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花环的出现固然可以显示花大妈和夏四奶奶的愚昧。但是，对于群众的愚昧，文章中已经有更深刻的揭示。比如，华家用革命者鲜血医治痨病；夏家夏四奶奶为儿子上坟感到羞愧等。所以，没有必要用花环来特别强化。尤其是花环的出现，还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送花环的是谁？如果花环是群众送的，则说明群众未必愚昧；如果花环是革命者送的，那么死去的夏瑜们毕竟有了一丝慰藉，悲哀的程度又势必大大降低。无论如何，花环的出现对小说的主题都是有害无益。 看来，夏瑜的这个花环还是不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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