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与什么有关？只与风花雪月、琴棋书画和所谓的人性、人情有关？今天，人类可能从未这样深切地感觉到彼此的唇齿相依。一切的一切，都可能与我们的生存、生命、生活有关，文学就可以与此绝缘？把眼睛蒙起来，去想像世界，真是“自由”又“美好”，但往往是致命的不真实。鲁迅曾写过一篇《“这也是生活”……》，讲到大病中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其中有一段深夜中醒来的感受一直为人引用：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桥悉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文字中有种强烈的存在感，虽然大病之中有气无力，但这种感觉在增强而不是削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这里表达的是一个作家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血肉联系，只有确认“我在世界”才可能“世界在我”，才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这种自我与世界的联系，不是空洞的、虚邈的，而是真切的、现实的，甚至是细枝末叶的，所以鲁迅还提到有人“一看也不看”“生活的渣滓”。还原到散文创作，这两点也恰是我看重的，一是这种切实的在场感觉，二是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这也是我在考察近年散文创作所择取岁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进一步去思考散文及对它的研究，我认为陈平原曾谈过很精辟的见解：
所谓的“文学性”，并非研究中国文章的最佳视角。“五四”新文学人当初引进“纯文学”与“杂文学”这一对概念，在瓦解“文以载道”传统以及提倡“美文”方面，曾发挥很大作用。但这一论述思路，过分依赖某一时期西洋流行的“文学概论”，并将其绝对化、本质化，相对漠视了中国文章的特性及演进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将“文”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开来，满足于纯粹的文本分析，很容易回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老路。谈论魏晋玄言而不及乱世中文人的生命体验，谈论晚明小品而不及江敏雀乎南城市经济，谈论八股文章而不及科举考试制度，谈论春秋笔法而不及历史著述体例，我以为，都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答。
二
文学创作有标杆，但没有唯一的范本， “大江东去”境界开阔，“杨柳岸，晓风残月”也缠绵有致，怎么写都有可能写出好作品来，因此在创作上提出一种主张或呼吁什么时，都是有针对性和前提条件的，而不是要全天下的文人都按照一个套路写作，这是常识但似乎有明确的必要。
由此而言，我想起了贾平凹在二十年前对于“大散文”的呼吁：“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外的这个时代的散文！”其实，早在1984年，他就呼吁：“散文要以此为己任，让时代精神进来，让社会生活进来，张扬大度、力度，弃去俗气、小气。”我想，这里面有贾平凹一个西北作家成长中的地域文化因子所起的作用和内心中对汉唐之风的追慕，更是对于矫揉造作和缺乏现实感的散文现状的一种不满，他说读古人文集，发现为我们熟悉的“抒情文”并不多，“而大量的是谈天说地和评论天下的文章，原来他们始终在以生命体证天地自然”。我们不要纠缠在“大散文”的定义上，写作首先是一种实践，不要一个字还没有写下来就为该怎么写字去吵半天，至少，贾平凹疾呼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确是很多末流散文中的稀缺资源，提出“大散文”正是有感于“现代散文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做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大散文”的提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所批评过散文小品写作中的那些“小摆设”，“大散文”与“小摆设”字面上是对立的，也容易让人误解，仿佛鲁迅只欣赏匕首和投枪，而看不起散文创作的个性和趣味，我觉得这不符合鲁迅的审美观，重读他的文字——“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所讨厌的“小摆设”是那些“麻醉性的作品”，是“抚慰”、“麻痹”人的文字，它们让人看不清身处的现实，这也是鲁迅一直所反对的“瞒”和“骗”的文艺，不幸的是，当代散文中的虚假、滥套和做作至今仍有增无减。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非虚构”栏目，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再次呼吁作家直面现实。当年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本书是《中国在梁庄》，写的是中原大地的一个村庄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可以说迟到了十多年，文学家才接过社会学家手中的课题，文学的麻木和封闭由此也可见一斑，但《中国在梁庄》毕竟还是来了，特别是作者在写作中的清醒省思：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现实，中国，我们身处的世界……它们究竟是怎样的面目，该是我们瞪大眼睛去看的事情。近年的散文创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说有，那只能是作家们逐渐有了这种自觉，就是该如何描写当下的中国，或者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它们不尽是前些年人们所诟病的“宏大叙事”，因为它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除非我们麻木不仁。那么让我们再次瞩目“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村庄”，那是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尽管作者无意于在文学上建功立业，但它很文学，乡村的沉浮、乡村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撞击着阅读者的心：长了几百年的古树在当代的乡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吊诡的是，古树被大量的城市绿化所买走、移走，“大树进城”，城市吞没了乡村人的血汗，还要吞没乡村的自然，“又将在弱肉强食中毁坏多少人的故乡”？古树不在，不仅毁灭了作者的乡村记忆，还显示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命运，作者叹息、忧愤和呼唤，“谁人故乡不沦落”？触目是空荡荡的、破败的乡村，这就是发展的必然代价？当然，每个灵魂中带着泥土的乡村人，走到哪里都无法熄灭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深情，“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走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走丢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宁愿从中国有没有乡村来判断中国有没有未来。当歌星跑到乡下唱几首歌便傲慢地自称‘送文化下乡’时，我更想说的是，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消失。当城市像婴儿一样不安的时候，我看到乡村就是一个可以安放婴儿的摇篮。”有几分自尊、自负，也有期许。对乡村命运的思考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答案是什么或可讨论，但书中呈现出乡土中国复杂而多样的面目，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几代人的乡村梦想，却也是作家们不该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