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梁凤梧（编审）

我的根在农村，看电视剧总喜欢农村题材的，每当剧情中出现了“母亲”的角色，我就浮想联翩，一种对母亲说不完道不清的感情，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脑海。
  我虽然经常惦记着母亲，尽量满足她在生活上的需求，但总觉得在精神照料上对母亲孝敬得不够。因为我不能常回家去看望她。每想到这些，总有一股深深的愧疚袭上心头，怆然而泪下．．．．．．

母亲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农家里，十五岁就嫁给我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是个勤劳俭朴，整日劳碌的家庭主妇，无论干什么，她脸上总是露着温存、慈祥、满足的笑容。
  她为人忠厚热诚、谦逊礼让，村里人都说她的心就像菩萨一样善良。所以，小时候我跟着她到别人家串门儿，无论去谁家，主人都会笑脸相迎，热情接待，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始终感觉很舒坦，也感到很自豪。

母亲待人处事最仁慈、最宽厚，无论和谁打交道都通情达理，从来不强人所难，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但她有时候也表现得很刚强，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全家六口人（当时我三弟和小妹还未出生）几乎每天都挣扎在极度饥饿的困窘中。冬吞糠，夏吃菜，是全家人的家常便饭。就是这样的光景，也没见母亲叹息过一声。1960年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人吃了上顿愁下顿，有一天家里终于断了炊。
  那天上午，我和两个妹妹到野外挖野菜回来，正躺在家门口少气无力地一边拣野菜一边生吃。快到中午，见母亲一脸愁云地回到家，我们知道，她正为家里再没有一把面可给孩子们做一锅糊糊喝犯愁，因为前几天我父亲从生产大队借回来的10斤莜麦已经吃光了。面对四个渴望求生的孩子，母亲作难地流着眼泪对我们说：“你们先煮菜，我出去再碰一回运气！”说着就急匆匆地走出家门。
  不一会儿，只见她端着一簸萁糜子回来了。于是，我和父亲赶忙到大门外的碾子上把面磨好，全家人总算饱饱地喝了一顿糜子面糊糊。后来听母亲说，那次借粮，要不是和村干部吵了一顿，还不一定能借上呢。原来，当母亲忽然闯进村干部家时，正值人家吃午饭，饭桌上摆着整笼的莜面网网（一种用莜面做的面食）。
  知道母亲的来意后，村干部就不耐烦地说：“就你家人的肚子大？”母亲一听就来了气：“他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家早就快揭不开锅了，邻居们都知道我们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假如让我家人一直吃你家的饭，你家人去吃我家的饭，到时候看谁家人的肚子大？”一句话把村干部顶得再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就给母亲批了10斤糜子。
  母亲长的很瘦小，但她的这句不软不硬的话，的确让全家人刮目相待。

为了儿女们在穷光景里也能长大成人，母亲平时省吃俭用，恨不能把一分钱颁成两半个花。多少年来，她自己从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总是把好吃的、好穿的留给孩子们。1961年端午节那天的中午，村里的大食堂给每个村民发了两个肉包子。
  大妹领回家后，全家人都“狼吞虎咽”地吃开了，唯有母亲却悄悄地把自己份内的两个肉包子藏起来了。快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要到离家5里路的董半川完小寄宿上学，母亲就把那两个肉包子悄悄地装在我的“干粮袋”里。返校途中，我被这两个包子感动得掉了泪，暗暗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早成大器、早赚钱，将来给母亲买世界上最稀罕、最好吃的东西！到校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两个肉包子买给了同班的一个富家同学，然后用所得的八角钱，买了一个我早就想要的笔记本。
  为了不忘母亲的恩情，我把这个笔记本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才把它存放在一个装书的纸箱里。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纸箱里的东西全部被弟妹们按废书给卖掉了，这使我至今惋惜不已。1992年我到广西开会的时候，曾买回2斤荔枝想孝敬父母亲，心想：这东西连当年的杨贵妃都来之不易，母亲见了一定挺喜欢。
  谁知当我几经周折，捎回老家时，母亲只尝了几粒，就把其余的分给众人吃了。后来我特意问她：“那荔枝好不好吃？”母亲笑了笑说：“不怎的，净瞎花钱！”母亲从小一直生活在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山沟里。我一心想让母亲也享受一次意想不到的快乐。记得有一回，我坐飞机从上海回来时，她正好从老家来看我，吃饭的时候，她冷不丁问我：“坐飞机怕不怕？”我告诉她：“跟您坐热炕头一样安稳。
  ”听完我的介绍，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于是，我就对她说：“您也坐一回飞机吧，到包头看看我姨母！”没想到，母亲一下子沉着脸说：“快入土的人啦，那还有上天的心思呢！”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该说那句让母亲 “意想不到”的话。尽管我说的确实是心里话，但母亲非但不领情，看样子，好像还生我在“作弄”她的气呢。
  

母亲平时少言寡语，我们很少能听见她有过一阵爽朗的笑声。在孩子们眼里，母亲俨然是个威严的老师。我和我的弟妹们从小到大，谁也没有在母亲面前撒过娇，母亲也从来没有亲昵地叫过我们一声。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与小伙伴吵嘴或打了架，回家向母亲诉苦，而母亲却并不把我们的“委屈”当回事儿，最多说几句安慰的话就罢了。
  因为她认为“和为贵，忍为高”，更何况，孩子们互相闹矛盾，搞摩擦，正是他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大好时机，大人们不必出头为孩子出气；要是我们做了一件争光露脸的事，母亲知道了，也不夸赞，只是笑眯眯地端详你一会儿，然后就抿着嘴干别的活儿去了。因为她自己做了好事就怕别人夸，所以也就没有随便夸赞儿女们的习惯。
  1960年深秋季节，生产队刚起完山药，恰逢雨后天晴，我就起了个大早，跑到翻过的山药地里拣了一布袋山药蛋（约20余斤）。当我兴致勃勃地扛着布袋回到家里时，我姨母看见一个还没有步袋高的孩子一早晨拣回这么多的山药蛋，乐得对我夸不绝口，而母亲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对姨母抿了抿嘴，忙着从锅里给我端出一碗热腾腾的和子饭来。
  正是这种“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教育，时刻激励着我在青少年时代的上进心，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追求着、奋斗着，为的是不惹母亲伤心，为的是博得母亲开心的一笑。

母亲从未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她却常常能说出一些通俗而富于哲理的话来开导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
  记得在1968年冬天，“备战、备荒”的政治形势正处于紧张期间，打防空洞成了各村各户的硬任务。一天，民兵连长通知我说，过两天要我同村里的10余名骨干民兵一起到150里外的长城脚下去打洞，并且说，这是公社书记的“命令”。我当时虽然也是村里在册的组建民兵，但是由于当年高中毕业时得了慢性胃病，一直未愈，一顿饭吃不下二两粮。
  听了民兵连长传达的“命令”，我一下子慌了神――天哪，我成天离不开药罐子，怎么能像健康人一样没明没夜地去拚命呢？官家还不使唤病人呢！于是我就请求民兵连长替我向公社书记请个病假，不料，书记传回的话是：“任何人不准请假，谁不服从就把他绑起来抬着走！”我知道，对于那个非常时期的非常人，是没有任何情理可讲的。
  面对困境，我也没了主意，就对母亲说：“他们一定要来绑我走，我就死给他们看！”母亲听了我在气头上说的话，半晌没吭声，最后一脸无奈地说：“孩子啊，‘小腿扭不过大腿’，人活在世，跟心的事不多见，你还是多用好话去磨，千万不要由着性子来！”就是这句情真意切的话，一下子点亮了我心底的那盞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灯，同时也给了我“生命之舟”重新启航的勇气和力量。
  我似乎感觉到，母亲就是我心中的太阳！

当母亲两鬓苍白的时候，儿女们都已长大成家，有的已生儿育女，照理说母亲可以享享清福了，可她却总是闲不住，依然是一年到头，早起晚睡，操劳不息。1978年春天，我儿子出生不久，我还在大同工作，妻子在县城工作，夫妻两地分居，都住集体宿舍，根本无法照理孩子。
  再加上我妻子缺奶，我只好托人买回一只奶山羊，就把儿子交给我母亲来抚养。为了这个嗷嗷待哺的长孙能够健康成长，母亲没明没夜地熬煎了两年多，她把全部心血都洒在了孙子身上。有一次，孙子生病发烧到C39度，母亲陪我妻子在医院里服侍，整整一天一夜没合眼，当我闻讯急忙从大同赶回家时，儿子已安然出院，而母亲却卧病在炕。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只怪儿子太无能。

母亲不但对自己的儿女至爱至善，而且对媳妇、女婿们也是关怀备至，对他们从不说长道短，从不厚此薄彼，在外人面前，更是尽说他们的好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三个媳妇和三个女婿有口皆碑，无论人前人后，对她老人家都说不出半个不字来。
  就是对亲戚，母亲也做到了仁至义尽。我姑姑从小和母亲在一块儿耍大，姑嫂的感情犹如亲姐妹。今年春天，母亲知道我姑姑病情较重，不顾自己大病后弱不禁风的身体，说什么也要让孩子们备车带她去看望我姑姑，当卧病在床的姑姑见到嫂子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是啊，母亲的为人处事，就像一面镜子，时时伴随着我。
  它照着我的心灵，从小到大，要我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要我懂得：“通情达理，诚实待人”就是做人的一个大道理。

自我1985年由右玉县委宣传部调往《山西青少年报刊社》工作五年后，三弟也由县里调到省教育学院工作，我们两家人都先后在省城安居乐业。
  每年春节来临之际，父母亲就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扳着指头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当我们两家人一起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老俩口的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又是给孙子、孙女取好吃的，又是向我们问长问短，整个春节，全家人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之中。转眼间，就到了我们又该离家上班的时候了。
  在与父母告别的那一瞬间，我模糊的视野里最揪心的是双亲步履蹒跚的身影，最感动的是那一句不厌其烦的叮咛――“乘车、走路，多加小心！”这是一句嘱咐小孩子的话啊！然而，它却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我们自以为肩头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父母正以无限怜爱、无限牵挂的目光在背后注视着我们，在刹那间，我们才意识到：在父母眼里，我们其实永远是他们怀里不懂事的孩子。
  

1999年秋末，父亲去世后，我们都想把饱经风霜，风烛残年的母亲接到太原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好让她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也好尽尽我们做儿子的孝心。2000年春节，我们两家人都回老家与母亲过年，当我们把接她去太原的事儿说出来与母亲商量的时候，不料，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
  我们知道，母亲已年逾古稀，又患慢性腰腿病，常年离不开老家的热炕头，必须在太原找个能铺热炕的房子才能使她动心。可是我们都住楼房，那能把热炕头搬到楼房里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先给家在农村的我二妹子和妹夫在太原郊区找工作，让母亲和他们一起住有热炕头的房子。
  回太原后，三弟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在省农科院园艺所给我二妹夫、二妹子都找下了工作。园艺所的领导还给他们安排了两间平房，让他们和我母亲各住一间。这样一来，我们于三月底就把母亲和二妹一家全搬来太原。一切安顿好后，我们差不多每星期都去看她们。可是到了九月间，二弟和大妹、小妹一起从老家来太原看望母亲时，母亲却道出了自己的苦衷，说她在城市里住不惯，又非常思念老家的山水草木和亲人熟面，执意要回老家和小妹一起住。
  那几天，我们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挽留她，但终究未能如愿。“尊敬不如从命”，既然母亲不愿意在城市里生活，那我们也只好遂她的意――送母亲回老家。临走的那几天，我们一大家15口人，带着母亲分别游览了“晋祠公园”和“迎泽公园”，还专门请了个摄像师，把我们在“迎泽公园”的活动全过程录制成光碟，让母亲的音容笑貌永远活现在儿女们的眼前。
  送母亲离开太原的时候，我和三弟两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尽管母亲一再嘱咐：“不要挂念我，我还会来看你们的”，但我心里明白，这恐怕是母亲在太原的最后一刻了。我强忍着离愁别绪，不住地点头称是。当汽车启动的时候，我看见妻子和弟媳也在依依不舍的挥手间，流下了与母亲惜别的泪水．．．．．．

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每当想起母亲对我们含辛茹苦的培养和教育，总会在我心头撞击着感动的波浪。
  回念母亲的恩情――一阵怜爱的责备、一分至诚的关怀、一段温馨的回忆、一度苦难的经历、一个微笑的镜头、一句唠叨的叮咛．．．．．．常常使我热血上涌，热泪盈眶。随着岁月的流逝，总觉得对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我知道，这种苦念与牵痛将伴随我的一生。
   2001/7/7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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