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的主要特点;理解作者周作人《初恋》在文尾所说的“不快”而又“安静”的矛盾心情？

周作人散文的主要特点;理解作者周作人《初恋》在文尾所说的“不快”而又“安静”的矛盾心情？

个人意见，“不快”是因为三姑娘的去世，“安静”后面一句说：“仿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应该知道三姑娘去世之前周作人心里还是时时想着她吧。

简析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羡兆体。其姿亮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兄册租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困衡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败汪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察尺仔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我们知道，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平和冲淡；二是隽永忧惧。

他在说明自己艺术风格时说：“我从前曾经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

一般的人，往往看了他的美文小品，如《乌蓬船》《故乡的野菜》等，总以为他只会写那些闲适的小品，虽然这是他平和冲淡风格的一个方面，但其实他的小品，大量的是属于“思辩散文”——随笔，在那里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却是“忧”与“惧”的悲凉情调，但又被他披上了一件隽永的外套，所以读起来，不仅不觉得枯燥，而且是在受到思想启迪的同时，又得到了一次舒坦的艺术享受。

他的这种艺术风格，主要是来源于广博的知识背景。他是公认的中国读书读得最多的一个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外语掌握最多的一个人，特别擅长的英文、日文和希腊文，加上深厚的国文的知识。

其次，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希腊，后来到罗马形成了以英语为基础的希伯来文化，最后发展到以英国为主的现代文明，在这方面他都是看原著，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采集他认为适合中国的东西。这是有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和印度，经过佛教在亚洲的流传，他认为日本如同是西方的罗马，发展成了东方文明的日本东方文化。他学过梵文，又擅长日文，研究过所有的佛教经文，日本不用说了，再加上他国学的深厚功力，所以对东方文化又是非常了解。所以，古今中外，东西方文化神颂，在他那里能够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

有人说他的散文风格来自于日本的俳句，又有人说他更象是英国的随笔，……等等。所以，要回答“周作粗瞎弯人散文创作艺术启示是什么”的问题岩闷，比较的难。我的看法，如他自己所说的“杂派”——或“古今中外派”。

就此我认为他散文给我们的艺术启示，就应该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并要融会贯通。

1、取材广泛，不拘一格，具有相当浓厚的趣味性和知识性。举凡东洋西洋，今人古籍，伟人平民，宇宙昆虫，乃至故乡的野菜、乌蓬船，北京的茶食、鸟声......都无不可谈。

2 、恬淡从容，真率亲切。周作人的小品不但取材随大租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矫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

3、简素质朴，庄谐并出。既名为“小品”，篇章大多短小简庆仿御洁，文字又不事藻饰，却确有他所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誉岩味”，简素与平淡便显得十分和谐。

高本强生于极北边疆远域，故而他与生俱来的豪爽、率真、刚直之性格，淋漓尽致地溶于他书法艺术中。他的书法作品，如行云流水，气魄宏大，意象开阔，潇洒灵动中而又不失本真与严谨。燃键他对书法研究至深，真、草、隶、篆皆有涉及。而尤精隶书与行草。在他看来，书法蠢宴形之于神，尤刃之于利。于是他对书体之造型，结构之严谨，间架之优美，点划之飞动不断整合与丰富。而最令人向往的是他书法的风神，皮档巧投身书法的忘我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