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苏轼、辛弃疾的文章

两个人，一支笔

赵宋国祚339年，由盛而衰，再到偏安一隅，开创宋词一道。

其间书写宋词者，大多晓风残月，似欲与杨柳一较柔肠。

然此二人不然。

其一，提一支秃笔，书写千古兴亡，写尽雨打风吹去的风流；遥望神州，长江奔流，燃犀下看，倚天万里所需之长剑——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又一，泼一方黛墨，长叙大江东去，叙尽大浪淘尽的千古人物；牵黄擎苍，酒酣胆张，弯弓如月，西北射下掳掠之天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辛之词，豪放如斯。

凭词识人，似乎两人渐渐的若合一锲：一般的仕途不顺，一般的怀才不遇，一般的天下担当，一般的豪迈胸怀；然而两人又是不同的——上天给予了苏东坡更多的安闲恬适，给予了辛稼轩更多的忧愁风雨。针砭时弊的苏轼，怀才不遇尚可释然长笑，旷达寻乐；国之将破又不为所用的辛弃疾却只有长吁短叹，郁郁而终了。

是以二人之词，相似而不相同，骨子里同样的大气造就了苏辛之词相仿的气势磅礴；然而国家形势的不同又给予了他们词作不同的情怀和内涵。

苏轼属性情中人，闲云野鹤之境，书写自是不受约束，可谓用壮丽的文采书写着人类天性中自由的极致。老夫聊发少年狂，提弓上马，倾城之众，亲射猛虎，是他为人的无拘无束；莫听穿林打叶声，竹杖芒鞋，料峭春风，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随兴所至的自由；十年生死两茫茫，幽梦还乡，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是他悲喜不禁情真意切的率直；谁见幽人独往来，缺月疏桐，飘渺孤鸿，寂寞沙洲冷，却是他投身于月光，洗去一切浮躁后的空灵。

辛弃疾时处国难之际，寸寸国土都是他的心伤所在，声声鸿鸣俱为他的愁思所系，哪得的无拘无束？哪得的随兴所至？悲喜不禁，却怎有喜可禁？处处流露的悲伤洋溢于卷帙，书写的尽是月光也洗不去的悲国之痛！

于是苏轼之词甚旷，而弃疾之词甚伤。——仅“豪放”二字，是道不尽苏辛词作的。自其人生观视之，辛弃疾是亡国之际悲天悯人且愤懑难平的，其生命则是时时准备献出了的——他已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家国存亡，已将自己视为为天下而活的了。东坡居士的人生观是旷达的，更贴切的一词应该是达观，是一种在逆境中欢畅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并非求乐，因为东坡居士明白“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所做的不过是调整心态，等待着一切情感的到来，然后付诸行动。他淡然笑和哭，那不过是凡夫俗子所界定的悲喜；他则奉行来者不拒，享受将内心所有的情绪一一演绎而得的舒畅。

我更认同苏轼的人生观，因为比起苏轼，辛弃疾的人生观则更像是一国之观，充满了非此即彼的冲突，并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个人的生命观。作为一个个人活着的时候，往往无需活得如此教条，只需用淡然化解冲突和矛盾就可以了——非此即彼，太累了。

这的确是一种逃避，一种于现实的逃避；但是现实是他人创造的境遇，而放任自己的情绪却是回归自我最直接的方式。辛弃疾的一生，已变成了为他人为国家而活的一生。他用这样悲哀的一生，企图换来他人的安宁与和平——于是在这样的理想的照耀下，辛弃疾大约也得到了些许的欣慰和开怀罢。

我之前提到了苏轼书写的是自由的极致，就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随心所至。一枕幽梦，念及亡妻之痛，泪落腮边，不拭；一场春雨，吟啸阳春美景，雨沾衣裳，亦不拭。而这样的自由渲染了的月光，他才能真正的将心情浸入，换来一无尘俗之气的《卜算子》——倘作他人，不能将心扉彻底敞开，又怎浸得这纯净无浊的苍凉？

叹罢苏辛才气，风雨满楼。沉吟，轻笑，抛却辛弃疾的满楼忧愁——

快步乘风，风啸雨狂，耳听风吟，和风长歌，方知方觉词句真谛：

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