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以《一代文豪,苏轼》为题,写一篇600字以上的作文
1.一代文豪——苏轼
谁,既能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奔放,又能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般的凄婉深沉,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赤胆忠心,又有“千里共婵娟”地侠骨柔肠,对,他就是苏轼。
从百家讲坛康震评说苏轼中,让我对苏轼有了真正的苏轼。苏轼在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有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诗首开宋代诗歌新风气,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一扫五代以来词坛绮艳柔靡的风潮,题材扩展境界阔达,为豪放词派创始人,与辛弃疾并称“苏幸”书法为北宋“米蔡苏黄”四大家之一。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自为一代名家。
讲到宋词就不能不说苏轼,他的词在艺术上突破声律的束缚,自由挥洒,形成豪放派的风格。最能代表他风格的是《水调歌头 中秋》和《念奴娇 赤壁怀古》,每每读起都不禁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还有那“不思量,自难忘”的《江城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卜算子》......
苏轼的词不仅是清新俊逸,刚建豪放,而且使词从“樽前”“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命途多舛,其主要原因就是新法和反对新法这一派之间的斗争,苏轼本人是所谓的反对派。因为这样的原因,总的来说,他的每一次被贬,都和新法和旧党之间的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他又才气十足考了北宋制举第三等,因为没人得到过前三等所以成了自宋以来的第一名,后来到地方坐官自然也有些恃才傲物,但在陈公弼的教导下逐渐改正后来,作为新党攻击旧党首的个目标,“乌台诗案”使苏轼被扁黄州,这是使苏轼变为苏东坡的开始,也是一个大文学家的形成的开始。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人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可以说,苏轼向苏东坡的转变,是他政治处境的转变,他在经历“乌台诗案”后由一个封建士大夫转变为一个“不得签署公事”的平民;是他人生经历的转变,他由一个读书人转变为一个“识字耕田夫”;是他社会交往的转变,他原先交往的都是文人墨客转变为交往“渔樵”农夫;是他人生态度的转变,他由“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转变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更是他文学艺术的转变,他“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文学艺术走向了辉煌。这些转变的形成,与黄州不可分,与东坡赤壁不可分。也正是这样一块“集天地之灵气、传中华之龙气、抒三国英雄之霸气”的神奇土地赋予了苏东坡的仙气,以及共和国开国将帅的豪气和尊师重教的风气。还是这样的一块土地,为苏东坡的著名作品“二赋一词”的形成提供了灵感和源泉。文学巨人牵出了黄冈一段精彩历史,也载入中华千秋史册光耀世界
苏东坡到了黄州,用不着躲避和遮掩朝廷中的流言蜚语,他的灵魂也被公开示众,而他是恰恰面对现实展示出了最质朴最自然的品格。寒风刺骨,人世悲怆,孤雁长鸣,却能远离京华的风尘、百官的嘲弄和嫉妒;岁月催撵,韶华流逝,却挽留了一个生命的重大课题;俸禄聚减,隔夜无粮,却能在黄州城郊的东坡躬耕其食,享受着自然和田园的乐趣。正是与大自然的融合、与不同层次人的交往,充实了他的胸襟,扩展了他的视野。京城的护堤和运河虽有翠柳拂岸、百鸟啼鸣之景,怎能比滚滚长江的磅礴之势;京城的金汤厚垛怎堪比断岸临江赤壁的壮观;豪宅大院里的丫鬟仆人怎能比春种秋收拓荒挥锄的红颜知己。也正是这样一个环境,铸就了他不朽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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