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府新栽莲原文赏析

京兆府新栽莲原文赏析 篇1 京兆府新栽莲|作品介绍

《京兆府新栽莲（时为T县尉趋府作）》的作者是白居易，被选入《全唐诗》的第424卷第12首。这首诗作于元和二年(807)。

京兆府新栽莲|原文

《京兆府新栽莲（时为T县尉趋府作）》

作者：唐・白居易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泥污，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京兆府新栽莲|注释

①作于元和二年(807)。

②田田:水草叶漂浮貌。乐府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③得地:唐人口语，谓得其所。

京兆府新栽莲|作者介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后人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是唐代的杰出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对白居易称“诗魔”、“诗王”、“诗豪”、“诗史”等，日本学界则称白居易为“诗神” 。其实，在唐代对白居易的称呼是“诗仙”之称，请看唐宣宗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由校书郎累官至左拾遗。在此期间，他关心朝政，屡屡上书言事，并写了不少讽谕诗，要求革除弊政，因而遭权贵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他历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官终刑部尚书。

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与元稹一起，倡导旨在揭露时弊的“新乐府运动”，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批判。在艺术上，白居易诗以平易晓畅著称，在当时就流布很广。有《白氏长庆集》，存诗近三千首，数量之多，为唐人之冠。

京兆府新栽莲|繁体对照

《京兆府新栽莲（时为T县尉趋府作）》

作者：唐・白居易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泥污，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京兆府新栽莲原文赏析 篇2 京兆府栽莲

唐代：白居易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污泥，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年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注释

①作于元和二年(807)。

②田田:水草叶漂浮貌。乐府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③得地:唐人口语，谓得其所。

解析

这首诗是白居易时为周至尉趋府作。

诗人在府门前看到一节莲花，莲花花枝惨败，前八句景物描写，描写了莲花的惨白景象，第九句和第十句，引出议论和感叹，同时也起到转折的作用――“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第十一句和十二局借物抒情，“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生存的地点不是好地方，表达白居易对现状和当下环境的不满。

第十三句和十四句则其到衬托的作用，也是借物抒情的笔法，用莲花曾经在溪中的美好时光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缅怀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今年不得地， 憔悴府门前。”诗人感觉自己与莲花命运相同。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