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居易的论点？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３０００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

①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

②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

③ “事□而实”，内容真实 ，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

④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早春持斋的赏析？

早春持斋，答皇甫十见赠

——（唐代）白居易

正月晴和风气新，纷纷已有醉游人。

帝城花笑长斋客，三十年来负早春。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