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自我,表达自我

身体写作，这一概念来自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她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放的特殊功能，希望通过写作引导妇女觉醒，走向妇女真正的解放。在她的重要作品《美杜莎的微笑》中，她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西苏认为女性的身体一直被男性话语规范所控制和拘禁，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因此女性必须勇于言说自己的身体，讨论自己的经验，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才能创造自己的领域。

　　身体写作对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自我的认识有很大的作用，今天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女性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末中国文学界也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书写身体。

　　首先，女性对自身身体形象进行了重塑——女性身体形象的重塑说明女性获得了对身体的主导权，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是作为身体而存在。然而纵观中外文化，身体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视为罪恶和欲望的策源地，是应当受约束、压制和审判的。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灵魂与身体的对立的关系的论述中说“身体是贪欲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低级的，灵魂是高级的；身体是错误的灵魂是真实的；身体导致恶，灵魂通达善”。

　　中国的传统观念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身体欲望成为“私欲”，同样表现出对身体的压制。尤其是女性身体，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成了权力渗透后的一种效果。女性的身体只是男性的一种证明，一种工具，一个容器，它长期被男性社会的目光所覆盖、所遮蔽，被男权社会制定的清规戒律所塑造，所扭曲。女性身体被想象，被塑造，被制约，被呈现为一个被观看的客体。不仅如此，一方面，男性观赏、享用女性身体，另一方面又轻薄、贬损女性身体。女人丧失了对自身身体的发言权。

　　在以往的文学叙述中，身体与女性牵连在一起，便成为男性作家的情色对象。作家张贤亮的笔下，女性黄香久在章永璘眼中是“漂亮、肉感而蠢”；女人在贾平凹的《废都》中仅仅是男主人公庄之蝶的性工具而已，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

　　现在由女性自己来言说，从女性自身的视角出发，用自己的眼光认识女人的身体。叶梦在《羞女山》这篇散文中坦然地欣赏女性的身体：“她那线条分明的下颌高高翘起，瀑布般的长发软软地飘垂，健美的双臂舒展地张开，匀称的长腿，两臂微微弯曲着……她那软细的腰，稍稍隆起的小腹和高高凸出的乳峰。……一切线条都是那样地柔和”。对女性身体所作的诗意赞美，强烈地冲击世俗的偏见，“她们不必再如以往一样借男权之眼为镜，在那面哈哈镜中反观自己，而是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

　　其次女性渴望通过自己的身体的支配来表达和展示自己的个性与身份的意图，尤其在以往一些在男性文本中还有向女性宣示权力和优越感的故事原型，到了女性作家的笔下，已完全改变了味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备受争议的一处关于“强奸”的情节，也和传统文本处理同类情节时，惯于将男性描述成强有力的施暴者，而女性则完全是被动、弱小的承受者的场面完全不同。

　　“当多米适应防空洞的光线之后，她吃惊地发现，这个强暴者是一个明眸皓齿的男孩，皮肤白嫩，透着一层红晕，特别显眼的是他的嘴唇，像少女一样红嘟嘟的，多米班中的男生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嘴唇，多米看见他唇上还有一层细细的淡黄茸毛。他毫无经验地在多米身上摸索着，他失望地说：你真瘦，他又弄自己的裤子，他发现多米在看他，便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盖着多米的眼睛，说：不许看。然后他不放心地到角落里弄自己的身体，好一会才丧气地过来说：算了，我今天可能太累了。他把手绢从多米脸上拿掉，他们对视了一会，男孩说：你太瘦了，营养肯定不好。算了，你走吧。多米说：我的诗本子还在山上呢，你去帮我找回来。男孩问：你是W大的学生吗?多米说：是。男孩说：我很喜欢大学生，我们交个朋友吧。”

　　林白以一种温和的笔调，将这次“强奸”描述为一种喜剧性事件。因为这里的施暴者，完全没有对一般的强奸故事中所描述的那种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绝对优势，甚至还有着智识上的劣势。相反的，这个事件中的女性则显示了一种平静的观察者的姿态，一切都笼罩在她的眼光之下。

　　对比传统文本中的强暴故事，可以看出视点上的不同。

　　舒芜对《醒世恒言》中的《蔡瑞虹忍辱复仇》里的女性受暴故事分析道：“一个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受到凌辱时，不仅凌辱她的男人在肉体上享用了她，同时，许多谈论想象此事的男人也在精神上享用了她。她受辱得越是悲惨痛苦越够味，包括某些同情她的悲惨痛苦的男人潜意识间也未能免。女人一受辱就痛不欲生，恐怕也是深知作为社会中心的男性的这种流氓心理。”

　　最后，对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做了深刻细致的描绘，如女性私密性的月事、初潮、怀孕、流产、生育、哺乳等等，甚至与身体紧密相关的性也得到充分表达。

　　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子的个人生活史和男人的生活史比起来，受生理命运左右的幅度大得多。”只有在与男人不同的根本点上找到钥匙，女人才能正视自己的存在。从女性个体生命体验入手，就是最有效的显示女性的存在、反抗男性话语规范的策略。

　　在传统文学叙述中，性一直被视为禁忌，是不能碰触的禁区。在女性作家笔下，性是自然，根本无需遮蔽。王安忆曾说：“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新时期的女性诗人中，伊蕾可够勇敢， “你为什么不来与我同居？”，那样的毫无顾忌和不加掩饰的欲望激情，有力地喊出了女性反抗压抑、渴望自由的私人话语，充分体现了一种新的性文化观念的追求。

　　事实上新时期女作家冲破身体禁忌建构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身体写作”，对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开拓了女性写作的私人空间，使得女性拥有了话语权，张扬了女性自我意识，在性别解放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必将会重估其丰厚的文学实绩和突出的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