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样态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艺术、美学、科学、人类学等领域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文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另一方面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社会活动、历史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并改造自然的状况,代表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上为人类社会作出的独特文明或文化贡献,本质上是历史留给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非典籍类作品既具备较高的认知相通性,也更能体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精神,能够让国外读者在审美阅读过程中感受并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能够走入各个阶层民众的当代生活,助其修身养性,提升境界。
从文本角度来说,这类作品尽管在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没有文化典籍及现当代文学作品丰厚,但也通常都是异质互渗的统一体。要么是知识性、艺术性与文学性合一,要么是文学性、艺术性与装饰性合一,要么是思想性、艺术性与故事性合一,不一而足。由此,它们的外译既不能简单划归在应用翻译范畴,奉信息的正确理解与准确翻译为圭臬,也不能直接照搬中华文化典籍或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理念与方法。非典籍类作品外译要立足自身的多元系统进行审察研究,形成先验性理论规范,为实践提供学理指导。
文化术语的创造性翻译
非典籍类作品大多是某一具体文化样态的知识性介绍与描写,专业性、地域性甚至民族性都很强。这其中,概念性文化术语是该具体文化样态所表现的知识体系、风土人情、历史进程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词语形式的固化与结晶,正是它们串联起该具体文化样态独特的知识面貌与人文脉络。在文化多元与话语多极的当今时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在构建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这些文化术语无疑是能够运用的最核心、最本质的材料。因此,文化术语的翻译必须置于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以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规范的对外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为标准。通过文化术语的创造性翻译,一方面实现文化建构功能,锻造一把让外国读者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钥,从而解读中华文明、文化和思想的深厚内涵与价值精神,从历史纵深和精神本质上认识中国;另一方面则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话语体系中,促进中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
这就给非典籍类作品中的文化术语翻译提出了挑战,必须开展系统性研究。叶嘉莹在《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序言中说道:“谈到文化之交流则最为首要者自然应是对文化之深入的了解。其次则需要有对于不同文化之语文有确切掌握和译述的能力。”要进行创造性的定名翻译(单纯的音译显然是下策),构建文化术语国际传播的标准化体系,译者至少需要做到两点:一是立足该文化样态所涉历史背景和知识体系,考察并正确把握每一个文化术语的内涵与意蕴,从而把控它们的诠释权与话语权,坚持中华文化的精神和风格不走样;二是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充分性与接受性的平衡,审核拟作的译名能否弥合汉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鸿沟,确保外国读者与中国读者在文化术语的概念与精神上能够达到认知契合或视域融合,从而准确地接受并共享。前者可征求原作者或相关专家意见,后者则可以与外国专家合作进行。
构建外译话语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在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按照软实力经典理论,软实力的产生并非是一个自然过程,语言作品应该首先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自身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软实力要素。
对于文化要素,非典籍类作品有着天然优势,它们叙写的正是一个个实在而鲜活的中国文化元素。不可忽视的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信念和智慧,也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的有形或活态显现,代表着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所接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精神和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而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及立足世界文化的根基。这应该是非典籍类作品不同于应用文本最为根本的一点。
非典籍类作品外译要遵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结合核心价值观,挖掘并诠释这些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语境中的时代内涵与主流价值。只有经过文化质素和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非典籍类作品的外译才能增强在人文精神上的国际适应力,这些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成就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也才能通过外译产生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精神力量,为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这需要围绕软实力理论开展深刻研究,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样态和价值观转化与外译的操作模式。
坚持“译者+编辑”的主体性地位
要完成非典籍类作品外译以上两个向度的工作,则必须坚持译者与编辑的主体性地位,把控“蓝铅笔”的干预作用。
“蓝铅笔编译”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提出的概念,喻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部分承担起编辑职责,对作品实行删除、改变、内容变换等编辑行为。首先是查阅并处理内容。如果所涉文化元素或内涵与相关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删除或改变的方法加以缓和或规避;对照核心价值观,删除作品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内容;挖掘作品中蕴含的现代文明与共同价值,通过适当增加评论性内容或诠释性情节等方法予以突显。其次是调整诗学风格。虽然非典籍类作品多以说明文为主,但话语习惯、叙事结构、情理逻辑与西方仍有差异,需要进行调整,以便更加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提高外译版本在诗学风格上的本土适应力。这就需要进行适当合理改编,删除不重要或质量不高的内容,或作叙述文字的替换与修改,以便增加译本的雅俗共赏特性与流行文化属性,逐步形成有助于“平等交流”的接地气、贴民众的对外传播方式和话语体系。采用深度翻译法时,方式必然自然合理,这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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