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这道出了：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而尽管有少数封建正统文人对这一理论命题颇有微词，但是绝大多数诗人和文论家都认同这一深刻而又精辟的著名诗学命题。 陆机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 诗歌与崇高的关系

陆机的《文赋》如何开六朝尚巧、贵妍、重声的风气？

二、“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在对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高度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
《文赋》产生的时代，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辞采的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追求“缘情”、“绮靡”的风气，故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对两晋诗风的艺术总结。

《文赋》强调形式美的创造，重视追求词藻华缛和对偶工整，甚至陆机的其他创作，也力求做到这样。然而，追求诗文华美形式的风气并非始于陆机，也非止于陆机。从晋初到太康，傅玄、张华、潘岳等作家基本都崇尚这种浮艳的风气。钟嵘《诗品》、刘义庆《世说新语》、《晋书·潘岳传》等典籍曾评论说张华的作品“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潘岳的诗文“烂若披锦”、“烂若舒锦”、“辞藻艳丽”。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评论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元、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一代人的创作说：“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这些文人的崇尚，特别是太康文风，给了陆机以极大的影响。《诗品》评潘岳的文风是“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犹浅于陆机”，而世称“陆、潘”，陆机的文风已见一斑。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的提出更足以表明他的文学创作追求形式的完美和主观情感的抒发，要求诗歌应该具有“缘情”、“绮靡”的艺术特色。《晋书·陆机传》云：“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从前人评价已可见出陆机文风“尚巧”、贵妍”的倾向，甚至他被人称道的乐府诗也被刘熙载《艺概·诗概》赞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从以上来看，陆机以及前后时代的广大作家，追求诗文的绮丽的总趋向是大致相同的，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时代风尚。可贵的是，陆机能担负起文学发展的历史任务，对建安以来的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总结，突破儒家的思想牢笼，提出崭新的文学创作理论，特别是他重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创作的感情因素与艺术本质，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文艺运动规律而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是对诗歌艺术特征的探索和发掘。因此，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又是在对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高度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这种因具体事物感动而产生的感情，那么，整个的创作过程当然必须以“缘情”为宗旨，以文辞绮靡华艳等艺术形式美为方法。《文赋》强调诗歌创作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即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要尚巧贵妍，绮靡清丽，注重音声之美。这正是魏晋以来诗歌创作上的新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陆机要求在创作中运用文思，在构思中运意遣词，调动美的艺术方法和技巧，充分表达作者的艺术感受和情志，才能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艺术境界，使意能称物，文能逮意；并强调讲究音声，追求文学作品的节奏韵律之美。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的韵律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则成为南朝范晔、沈约等所倡导的声律论之滥觞。但陆机也清楚地指出，文章的义理与文辞必须有机地结合、和谐地统一，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言无真情，辞无诚意，文辞虽美，“缘情”和“绮靡”不能有机结合起来，便会出现“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的情形，丧失文学作品的艺术美感和社会功用。陆机结合自己的创作活动，总结出新时代的文学精神，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艺术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史上形成“情志并举”、“文质并重”，进一步揭示诗歌的本质属性、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歌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同时，陆机通过自己的理论鼓吹和艺术实践，直接促动了南朝文学创作活动，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日臻完善，为迎接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作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