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国古代谈及葡萄酒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唐朝王翰（生卒年为公元687至726年）这首《凉州词》了，盛在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更衬出“醉卧沙场”、征人不归的悲壮。那么，诗里所说的“葡萄美酒”究竟是种什么样的酒，跟现代的葡萄酒是否一样呢？
一般诗词选本注释这首诗，只笼统说葡萄美酒产自西域。由《凉州词》这个题目，以及“琵琶马上催”、“沙场”、“征战”等语，可知这种美酒确实应该与西域有关。而一般工具书解释古代的“葡萄酒”时，也比较笼统，比如《辞源》说是“用葡萄酿制的酒”，“汉时来自西域，唐时已能自酿”，《汉语大词典》解说稍详，云“用新鲜葡萄或葡萄干经过发酵而制成的酒”，并引《史记·大宛列传》、晋张华《博物志》等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并非只有一种，而来自西域的葡萄酒制法与中原地区旧有的葡萄酒制法尤其不一样。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二十五明确记载“葡萄酒有两样”，一种是简单地酿制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法，无汗用干葡萄末亦可”，这也就是中原地区旧有的方法，据传汉代或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制造，“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也记载了酿制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纲目》所说要详细，说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体制作工艺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这样的方法酿成的“葡萄酒”并非现代意义的葡萄酒。
另一种葡萄酒的制法则类似烧酒，“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据李时珍说，这种制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唐书》：“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也引述了这段记载，文字略异。既然三国时已有葡萄酒，而来自西域的这种酒居然“人皆不识”，直到唐太宗试制成功，“京中始识其味”，这就是说，从高昌学来的酒法，与先前所知晓的酿制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古代高昌所谓“踏浆”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与今日欧洲一些小型酒厂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告诉我们：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与果皮上的酵母接触后，才能发酵，除了自然酵母，还可以在葡萄浆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纲目》所称的“大曲”，应该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诗中产于西域的这种美酒，其制法与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颇为相似，据周桓刚《白酒工艺学》、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等著述说，它就像是古代的白兰地或葡萄烧。也有专家认为，《唐会要》等书中描绘的那种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现代葡萄酒中的桃红葡萄酒，其颜色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
来自西域的这种新型葡萄酒，其技术居于同时代之前列。不过这方法在中国似乎并未得到广泛流传，据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载，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认为“中国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们不用葡萄制酒，也没有从外国输入葡萄酒”（这记载是针对华南地区的）。金朝文豪元好问写了一篇《蒲桃酒赋》，序言中说，当时虽然多种葡萄，但“人不知有酿酒法”，“世无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刘光甫等人试着酿制了一些，自认为得到了“不传之秘”，但他们也承认，他们造的这种酒已没有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等特点，看来顶多达到《北山酒经》、《本草纲目》等所载的酿制葡萄酒水准。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这种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数权贵，普通人是无法享受的，从这一点来说，《凉州词》中那些可以痛饮西域葡萄美酒的将士们还是有口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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