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张中行等对韩愈文风都是不满的,他们的矛头指向一是“载道”,二是做作气。
周作人是在对韩柳文及桐城派持续不断的批判中,逐渐领略六朝文章的“质雅可诵”。三十年代中期,周氏在北大开设“六朝散文”课,其课程纲要称:“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可紧接着的按语,很快打破了作者表面的中立:“案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者矣。” 在周氏“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批判桐城在前,表彰六朝在后;而且,表彰六朝的风流蕴籍,往往是为了反衬韩柳及桐城的虚骄粗犷。
关于周作人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如《苦口甘口・我的杂学》称:“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苦茶随笔・杨柳》断言八大家这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讲中,周氏承认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但更强调“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亲近”,故“对他们的思想和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以上的论述,多借用清人的言论,并作进一步的发挥。周氏的文论中,更具独创性的,还是其对于韩愈的批判。三十年代中期,周作人常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 ,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周作人的“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有对左翼文学旁敲侧击的意味,可并不背离其文学观及其构建的文学史图像。直到五十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 。
张中行是周氏弟子,是深受周氏兄弟濡染的未名湖弟子。周作人论新文学源流,彻底批判桐城派,基本否定唐宋八大家,对于韩愈以降的浓厚的道学气非常反感和讨厌。这是时代的一个重要进步,即从旧时代的过于强化社会性,到开始回归自我、回归世俗。关于韩愈,张中行的评价不怎么样,说他的文章和八股一样,凭气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典型的有《师说》,说他说他文起八代之衰。
散文《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的作者是闻名文坛的作家张中行的作品...
这个句子的主干是:作者是作品,逻辑错误。应该删掉作者和作品中的一个。改成:散文《》的作者是……张中行。
或者:散文《》是……张中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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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八大家:林清玄 汪曾祺 余秋雨 张中行 冰心 余光中 贾平凹 陈所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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