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作品一般来说？

先秦文学作品一般说来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可以确定。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部分也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先秦文学作品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上古神话、诗歌和散文这三个部分。上古神话主要以《山海经》为主。诗歌分为《诗经》和《楚辞》，《诗经》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散文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就是儒家、道家、法家等百家思想的代表作品。

先秦的诗歌代表作有哪两个

先秦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牴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外门内必)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骚体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