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特色与发展脉络
说起宋诗,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概念,凡中国人说起古代诗词,必然是“唐诗宋词”。盛唐飞歌,天下无敌,而宋朝好像只有词牌才能拿得出手。
其实这种观念是片面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来自王国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的本意是在各朝代文学中找出最辉煌、最灿烂的文学体裁,予以褒扬。盛唐之时,格律诗初具规模,古体诗纵横风流,当时词牌还未成型,只是“曲子词”和乐府诗有些小样,自然没有任何资格与唐诗抗衡。到宋朝词牌大兴,婉约、豪放,蓬勃发展,和诗词分野合流,总算可以与唐诗比肩。
词牌确实是在宋朝发展完备,登峰造极。
王国维这句话是没错的,他选择的是最能代表当时代的文学体裁,但并不是说这时代其他文体就不行。
宋诗在诗词史上的地位
实际上在宋朝,散文和诗都比词更受当时的人的重视,它们的成就和分量,即使从整个文学史上来看,比词也只高不低。“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个是宋朝人,他们的散文成为后世文人学子仕途进取的范文。
宋词的崇高地位是后人给的,在当时所有文人都认为“词别是一家”,唯有苏、辛豪放派促进了“诗词合流”,但这二人之后,词又回归到婉约哀怨空灵的小情调上,并一直维持了上千年。在北宋诗文顶峰王安石眼里,诗都不过是末技,何况词?对词牌既喜欢又鄙视是宋朝文人的普遍看法。世事就是这么矛盾的。
宋诗正因为词牌的冲击走上了另外一条高冷、孤清的路,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中国古诗在几千年中总共也就三次高峰,唐诗、宋诗、清诗。而宋诗在理论上的进步,风格上的突破,思想上的升华是清诗比不了的。
若用美女来作比的话,唐诗是风韵多情的少女,宋诗则是高雅冰冷的知性美女,至于词牌嘛,就是个妖冶的歌姬。
朝代更迭的文化背景
宋朝并不是接着唐朝开启的,其中经过了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分裂,才在赵匡胤、赵匡义两兄弟手上一统天下。而文化史中间最重要的波折就是战争,诗歌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诗歌史必然也跟随着一同曲折前进。
宋之前,一直是中原五代和西蜀、南唐各自为政,这三个地区都是文学重地,风格各有不同。而最终的一统,使得这三个地区的文化风格也进行了融合。这种风格的兼并,是随着北方对南方的吞并而进行的,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接受。
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正宗,王仁裕、冯道等人的诗作,保留着诗歌的主脉。诗歌的主脉是什么?清正、雅言、积极、向上。而西蜀和南唐,随着可见的国家危机压顶而来,末世思维(隐逸、宴乐)凸显,文风逐渐倾向于靡靡之音,和隋唐之前的南朝“齐梁体”如出一辙。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激烈反对的就是“齐梁体”的空洞浮华,杜甫的《戏言六绝句》肯定了这些人对诗风、文风的纠偏,从而让大唐诗歌的腾飞有了感情朴实、自然、热烈的基础。
宋朝初立,百废待兴,诗文在这一阶段面临着初唐时同样的问题。阳光下面没有新鲜事儿,历史必然重演。五代时期的西蜀、南唐,甚至中原地区的宫词,都带有“齐梁体”的风格,受到晚唐靡丽之风的影响,加上文学修辞的进步,表现甚至更加明显。
文风革新,迫在眉睫。耽于享乐的靡靡之音岂能在新朝继续横行?是以从范仲淹开始,到欧阳修、苏东坡,发动了类似于唐代的古文运动,对诗文进行大规模的革新。方法也和古文运动一样,用《诗经》的风雅、文字的古朴、内容的丰实,来抵制靡丽纤弱、华而不实的文风、诗风。
每到社会正常起来,文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抵制末世颓靡文化,让文学回归到雅正、情怀、向上的路子上来。这种诗文的纠偏重复地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之中,是一种文学发展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真理”。
宋朝重文轻武
赵匡胤马上得天下,深知“弱武重文”的重要性,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从皇帝到高层对文化的重视,不仅带来了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改变,也保证了天下文人的权利、地位。
同时科举进行改革,让唐朝那种小范围科举选士真正变成天下取士,大大地激活了人民群众对文化追求的积极性。虽然文官群体日益庞大,而且由于文人带兵影响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但是这种“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直接导致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对诗文的大面积训练,让许多出身平凡的有才之士走向高层,成为文学主力。
宋朝的文学繁荣,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文人多,作品多,自然高手就更多地涌现出来。加上国家政权的统一,全社会的士气高涨,文人们的风气也就走向正路了。
在这样的大的环境和背景下,宋诗不但作品众多,风格也是独树一帜,敢与唐诗争锋。
宋诗的风格
宋诗重理性,唐诗重感性。
宋诗为什么会偏理性,这也是有原因的,不仅与文化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诗词发展的内部原因。
一,唐诗把路走绝了,宋诗必须另走蹊径。
诗这种形式在唐代发展到极其繁荣和难以超越的高度。各种手法、风格,经过中晚唐的实验,已经丰富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加上五代十国时期,不同地域的独立发展,风格更加多元化。
宋朝的文人怎么办?文学如果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写得再好,也只不过是对前人的重复。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写出好过唐诗宋词的作品?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一直在前人走出来的路子里面前进后退,所以现代诗那么多人在不断试验、不断创新,虽然看上去荒谬可笑,但却是值得尊敬的。
进入宋朝,儒家正式复兴。二程一朱的理学,融合了道、佛两家思维对儒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将儒学从经世致用的实用学变成了修身养性的哲学。而这种思考性正是宋诗的底色。文人们的创作自然地形成了论辩、说理的特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散文发达,诗作理性的原因。这种说理的路子为宋朝诗人们打开了脑洞,他们终于从唐诗中杀出一条血路,将宋诗的特色落到了“说理”上来。这在感性的唐人诗风中,是没有出现过,或者说很少出现,没有成为流派的。同时经过唐朝格律体的发展,宋人的“说理诗”又要明显比魏晋时期的“玄言诗”高端很多,因为从诗歌的传承上来看,唐之前的诗属于古体诗,这和格律之后的流派成型是不冲突的。
宋人这种“说理”的诗风形成,当然并非刻意的,而是得到广大诗人认同,并普遍采用,结论是后世得出的。
这种诗风的形成,除了儒学思辨的促进之外,历史人文素材与唐朝诗人比起来,也大大丰富了。
宋诗和唐诗另有一个重大区别,唐诗取材注重山川风物,而宋诗取材注重历史事件。唐诗上承魏晋南北朝,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唐人作诗以山水自然景色为主要描写讴歌对象。
而宋诗更注重的是历史事件,人文社会的思考。
文学家的创作,向前朝要素材,模仿之后创新是正道。唐朝诗人向前看,只有汉朝甚至先秦可以借鉴,而宋朝除了那些之外,前面多了个诗歌盛世的唐朝可以作为自己的基础。在文学创作中,历史素材库的丰薄决定了两个朝代诗作在境界上的差异。
历史是越来越长的,文学素材的积累是越来越厚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创作诗词,能取得的历史文学素材比唐、宋又丰厚了多少呢?在文学水平一致的条件下,这种素材、意象的多寡自然在某些方面决定了作品的层次。
二,词牌发展冲击
词牌一直在民间宴乐中慢慢成长并终于在苏轼、辛弃疾等词人手中辉煌起来,但是宋词的本色还是婉约的,流俗的。唐时乐府诗所起到的民间娱乐功用完全被词牌取代,正因为这种功用,词就算写得美轮美奂,也登不了大雅之堂。
而诗,虽然有诗词合流的迹象,但在文化主流中,诗词分野才是正途。正如李清照所说:“词别是一家”。这并非她个人看法,而是代表了当时代大部分词人的观点。当全社会都看不起词的时候,诗的创作自然就会绕开词所擅长表达的那些领域、情感,不和词“同流合污”。所以宋诗和唐诗另外一个大的区别是更加文人化,高冷范。宋诗在文人阶层中承担着说理、讽喻、讽谏功能,因为高尚情怀的纯粹性,显得孤清、冷峻。这也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诗冷静、思考的独特品质,与唐诗有迥异的风格,在文学诗歌史上同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唐诗相差无几。千万不要以为宋朝就只有词牌拿得出手。
宋诗的发展变局
宋诗在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走向之后,还经历了一些历史大事件的干扰,产生了一些变局。
苏轼的“乌台诗案”是中国文学史上因言获罪的首例。这个事件虽然和后来明清的“文字狱”有质的不同,但是对宋朝诗人有极其恶劣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苏门学士黄庭坚的诗风走向,他的“江西诗派”,本质上就是逃避社会现实的文学产物。
北宋的灭亡,则直接促进了第二次诗词合流。国破家亡,大批文人南渡,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派”词风,受到社会的追捧而流行开来。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纷纷用词来表达家国情怀,促进了诗词合流。
这次诗词合流,对诗的打击非常大。原本用诗来表达的慷慨义气,都让词给抢走了,诗还写什么呢?所以宋诗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一段低潮,因为没人写诗了。
当时唯一有影响的诗人就是陆游了。这个产量巨高的爱国诗人,几乎是把诗作日记来写,他以一己之力延续了宋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到南宋末年,文化发展的周期性又出现了。末世情绪的笼罩,催生了类似于晚唐诗风的“四灵派”、“江湖派”,诗风的沉沦又进入了下一个轮回。
在这期间出现了范成大、杨万里这些诗人,风格上和那些颓败诗风还是有些不同。不过由于时代大背景的缘故,他们的作品即使写得再好,也没有了苏轼、王安石时期的人文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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