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生于巴黎，死于巴黎，他对巴黎有着特殊的感情，但却写出辉煌灿烂巴黎的阴暗面，也就是说写的是巴黎的恶，而不是善。波德莱尔一向被称为“巴黎诗人”。（英大百科详书）他的诗篇大多采用严格的格律，而表达的内容往往是奇特的，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隐喻，对现代诗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极大。
波德莱尔，“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孤独的滋味”，他“渴望生活”，想有点作为，这种矛盾使他内心不安。波德莱尔写道：“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妄想；而另一种东西对我说：试试吧。”于是在他十九岁那年，就出国旅游了一次，从毛里求斯返回巴黎后，波德莱尔觉得“口袋里已装满了智慧”，想象力也有了驰骋的空间。
他心中充满诗情，跃跃欲试，开始积累《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的诗稿，打算“日后像一枚炮弹那样打出去！”就这样，日积月累十五个年头，1857年《恶之华》终于爆炸了。
《恶之华》是一个象征主义的标题，它不仅具有“爆炸性”还有“神秘性”，“恶(Mal)”和“华(Fleurs)”这两个词义之间不仅有对立性，而且有含混性。
对立性令人产生惊讶，于是产生“爆炸性”；含混性令人面临歧义，于是产生“神秘性”。如果偶尔有个浅薄无知之徒试图在书中找机会来满足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诗人也预先做过忠告：“他在其中找不到什么可以激起病态想象力的东西……诸如隐藏在黑暗中的魔鬼的目光或在煤气灯下闪光的梅萨琳的裸肩。
”（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P722）书中只有“道德的丰富性”和“残酷的启发性”。
法语中的“恶”字，可作“病”和“痛苦”解，“华”与“花”可以理解为“通假字”或“一词多义”。《恶之华》也可以译为《病态中的花朵》，它们借以生存的环境有病，换言之，社会有病，人有病。
还可以理解为在恶（不洁的）中长出的花（纯洁的），具有中国的“出淤泥而不染”的传统象征（Accepted Symbols），并带有“因物喻志”的意义。但波德莱尔作为现代主义的象征派诗人，推崇独创的“私人象征”（Private Symbols），以新的角度从具体（象征物）到抽象（意念）进而有了哲学的深度。
这意味着“恶”是先在的、固有的，而花可以在其污泥浊水中吸取营养和水分，然后奇特的开放，转“恶”为“美”。
《恶之华》是一部开一代象征主义诗歌先河的划时代不朽奇书。波德莱尔倾注了他“全部心血、全部热情、全部信仰、全部仇恨”而写成。
这部“巨著”不在文本的厚薄上（全书不足300页），也不在诗作的数量上（收诗最多也未过157首），而在它的价值和意义上。谁能想到一本薄薄的诗册，却奠定了夏尔·波德莱尔在法国乃至全世界现代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成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
《恶之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若干首诗歌编辑在一起的一本诗集，而是一本书，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浑然一体的书。它是作者精心安排的，有主题、有顺序的书。书中入选的诗并不是按写作时间先后安排的，而是根据内容分属于六个部分（章），各有一个部分标题：《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华》、《反抗》和《死亡》（中译本还加了个尾声《残诗集》）。
这样的精心编排有着明显的逻辑、展示出一种朝向终局、循序递进的过程，足见诗人的匠心独具。波德莱尔也明确提到：“我对于这本书所企望得到的唯一赞扬就是人们承认它不是单纯的一本诗集，而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摘自1861年12月16日波德莱尔致维尼的信）。
我们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本书，也是一出忧郁的六场“悲剧”（皮埃尔·布吕奈尔）。因为书中已“再现出精神在恶中的骚动”。这比有些人把《恶之华》归结为作者的自传要恰当的多。
《恶之华》卷首的“告读者”可被视做诗的序言。波德莱尔自白式地概括了全书的纲要，开宗明义地道出七种罪恶的象征物：“豺、豹、母狗、猴子、蝎子、秃鹫、蛇”，分别代表：骄傲、嫉妒、恼怒、懒惰、贪财、贪食和贪色。
这种种罪孽中的总“怪物”叫“厌倦”。请参阅《告读者》九、十两节：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的怪妖
它不张牙舞爪 也不大喊大叫
却能把大地 化作荒芜不毛
然后 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掉
它叫“厌倦”——眼中带着含泪的笑
它吸着水烟袋 梦想着断头台
读者 介绍你认识这爱挑剔的怪妖
虚伪的读者啊，我的同类和同胞
——根据郭宏安译本《告读者》P4笔者仅在韵脚上有所调整
诗人在这里的呼吁，犹如一记警钟，催人猛醒。
诗中的“虚伪的读者”乃对前现代性的读者而言，作者身在现代主义象征派这个平台上，故称读者为兄弟（笔者意译为同胞）。诗人描写了丑恶，而“虚伪的读者”大惊小怪，要像雅弗一样给裸体醉卧的亚当盖上一顶遮羞的袍子；诗人打开了自己的心扉，而“虚伪的读者”却幸灾乐祸，庆幸自己还没有如此的卑劣；诗人发出了警告，而“虚伪的读者”充耳不闻，还以为自己正走在光明的阳关大道上。
如此的读者，加上了“虚伪”一词以示区分。也正是这个“虚伪的读者”向法国当局指控波德莱尔出版的《恶之华》的“罪名”是书中“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批判的一无是处，上纲上线，法国司法当局以“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为由起诉，审判结果是“勒令删除6首伤风败俗的诗，并被处以罚款300法郎”。
就这样帝国王朝通过自己的法庭在自己脸上烙下了“耻辱”二字，它和封建中国的“文字狱”没有两样。
波德莱尔在事发的三年之后，又重版了《恶之华》。虽去掉了禁诗6首，但又补充进35首，重新换了封面。这个再版修订本（1861）获得了极大成功，读者的逆反心理认为政府不让看的书肯定是最值得读的书，结果使再版的《恶之华》空前畅销，一再重印。
一时波德莱尔成为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诗人，被公认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创始人。
波德莱尔在巴黎去世时，此案还未得到平反昭雪，波德莱尔也尚未恢复名誉。官方没有一个人出席他的葬礼，因为政府从来不给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送花圈。但在波德莱尔的浩大送葬队伍中，却发现一个陌生面孔的青年——那就是后来震动法国诗坛的大诗人保尔·魏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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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
在诗中描写大都会的阴暗面
象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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