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以铺陈扬厉的手法状物写情，讲究押韵和对仗，是非诗非文、亦诗亦文，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所以郭绍虞先生把赋概括为跨诗与文的“两栖动物”。对于赋，古代主要有三种说法。
首先，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这是对赋的重要解释。它指出了赋文体形式的由来，即源于古诗，由古诗衍化而成赋，所谓“雅颂之流亚”。同时它还指出了赋的特征，与诗为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古籍进行了分类，也将赋和诗分在一起，称之为“诗赋略”。这不仅是班固自己的认识，也包含了班氏所继承者刘歆的认识。
《艺文志》在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班固的看法是两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也是后世普遍承认的定说，值得重视。
其次，《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不歌诗，而是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称之为赋，可见赋在这里是作动词用。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已经不需要同时也没有机会运用背诵几句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
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这种“不歌而诵”的流传形式，便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遂称为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由原来的动词而变成名词了。
这样，以“歌”与“诵”来区分诗与赋，可谓抓住了赋的特征。赋虽然和诗一样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与歌曲无关，也就是说赋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也不能由此而否定汉代以“歌”与“诵”来划分诗赋的时代意义。
“不歌而诵”虽不能概括赋的全部特征，但它仍不失为对赋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探本之论。所以这一概括，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们所常常征引。
再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种看法最为人们所公认，因为它准确的概括了赋的基本特征。
先说“铺采摛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周礼·春官·大师》“曰风、曰赋、”郑玄注：“赋之言铺，其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所说的“铺采摛文”，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铺陈词藻，彰显文采。主要是讲写作技巧，一方面是强调文体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文体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二者相辅相成，这就从写作特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讲清了赋的特征。
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写“志”，即言情。《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主要是讲诗的抒情特点。晋代的陆机作《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
”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体“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摛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通过“铺采摛文”的夸张手法，写出了上林苑的水势、山形、虫鱼、鸟语、花木、珠玉、宫馆等景物，以及皇上在上林苑中大规模田猎的逸乐情状，所以刘勰说此赋“繁类以成绝”。东汉写衍的《显志赋》，也同样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反复写自己寻求崇高志向与情愫的情景。
可见，赋体文学的状景写情，都是以铺陈直叙为特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
古赋或汉赋，一般相对小赋而言。这种赋体兴起并盛行于两汉时期，从楚辞发展而来，以枚乘的《七发》为开端。代表作品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扬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左思的《三都赋》等。
这种赋的特点，大都是以问答为骨架，喜欢用古文奇字和双音叠韵词，凡铺排扬厉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骈语，叙述和提顿的地方常用散句。一般说来，其体制宏伟，结构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颇有一种“包括宇宙，总览人物”之风貌。动辄两三千言，或者四五千言，乃至近万言。
其内容多为描写宫苑游观，铺陈大都名邑，渲染出猎气魄等。这种赋休，好用典故，文辞艰深、晦涩，不易读懂。作者常于结尾处显示讽喻之意，以表明作赋的主旨，但往往是“劝百讽一”，适得其反。 骈赋，也称为“俳赋”，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种赋，是在大赋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骈赋体。
它始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骈”，即骈俪，是指字句的对偶。骈赋主要的特点是：句式整齐，文辞华美，对仗工稳，韵律和谐，炼词熔典都非常讲究，多以骈四俪六为节奏单元，以连缀丽藻雅词为谋篇根本。和大赋相比，则少有铺陈文物、堆砌难字僻词的现象，还比较重视对情景的描述，呈现出较多的诗体美和音乐美。
文赋与大赋、骈赋、律赋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结构别致，议论纷呈，句式松散等几个方面，这在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杨万里的《浯溪赋》，范成大的《馆娃宫赋》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从总体上说，赋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体裁。
骈赋、律赋侧重抒情与辞采，就声律方面看，接近于诗；而文赋则结构松散，句式灵便，从这行文面看，更近于散文。所以，宋代的著名文赋作品，也可以当作散文来欣赏。值得注意的是，文赋并不完全排斥对偶，有时也在运用这种形式。如欧阳修《秋声赋》中的句子“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
苏轼前后《赤壁赋》中的句子“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便是很好的例证。另外，文赋也同样用韵，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就有十二次换韵。与律赋不同的是，不那么太受约束。 赋是同诗、词、曲并列的一种特殊文体，在长期发展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赋既然是诗与文的结合体，亦诗亦文，在体制上要求必须押韵；不押韵就不能称为赋。不过，赋的押韵不像诗那么严格，无须一韵到底，也可以平仄兼押。归纳起来，有四点。首先，可以换韵。一般说来，赋的篇幅较长，几百字，几千字，甚至上万字，这就无法一韵到底，须中途变换。
有的大赋，换韵竟达几十次，乃至上百次。像左思的《三都赋》、庾信的《哀江南赋》，都换几十次。其次，适应段落。赋的换韵，往往与内容段落相一致，有些赋家则用换韵来表示段落，提示内容。如江淹的《别赋》，许多段是一韵到底的，换韵则另起一段。再如15年前，云南周善甫老先生写了一篇《春城赋》，题下标明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为韵，全文七段，每一段一韵，中间不换，极有风韵。
其次，隔句相押。赋的押韵，灵活多样。有的一句一押，有的隔句一押，有的三四句或四五句一押，并没有严格规定。不过，最基本的是隔句相押，和《诗经》、《楚辞》的手法是相近的。
对仗，是赋讲究文采的一种表现。赋如果没有对仗，和散文又有什么区别？追根溯源，赋中最早使用对仗的，是西汉王褒的《洞箫赋》。
嗣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有较为精工的对仗。到了魏晋，赋中使用偶句越来越多，如曹植的《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左思的《三都赋》，也用了大量的骈偶句，为洛阳纸贵增加了砝码。陆机的《文赋》，由于对仗工整，又富于变化，使作品更加典雅与精美。到了南北朝，因为出现了骈赋，作品中的偶句倍增，有的作品更是一骈到底。像沈约的《丽人赋》、谢庄的《月赋》、吴均的《八公山赋》，江淹的《恨赋》，都号称名篇，以对仗工美而受人赞扬。
特别是庾信的《哀江南赋》，三千三百余言，除开头或过渡有少量散句之外，全文都是对仗，而且形式多样，巧于变化，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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