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集中的抒情散文代表作有哪些？

鲁迅杂文集中也有一些抒情散文，如《夜颂》，完全是一篇优美清峻的散文诗；有一些是叙事性回忆散文，如《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就文体而言，它们也可编入《野草》、《朝花夕拾》。但多数杂文是议论性的，其共同的特点便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形象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因为要议论，或立论或驳论，都要有证明、有推理，没有坚固的逻辑力量难以立足。但杂文不是一般评论、政论，它具有文艺性，因而必须用形象，使逻辑力量透过形象表现出来。“五四”以后，鲁迅的杂文始终是形象性与逻辑性互相渗透、融合的典范，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加运用自如，手法更加多样，产品也更显风姿绰约。他要揭露帮闲文人，并不列举丑行，归纳特点。他在《二丑艺术》中只是饶有趣味地描述戏曲中某一行当的职能。这种描写越是形象，帮闲文人的嘴脸也就揭示得越鲜明。比喻本身是形象，但比喻得贴切也会产生逻辑力量。由于鲁迅生活见识极广、学识极渊博，能够经过淘滤选择最有力的比喻，所以不需多作抽象推理，只让形象说话，便可以少胜多。他以泰绮思的典故喻京派与海派的关系等，都是极有趣又极精辟的。有时不用引证典故，只需剪裁生活亦能从强烈的对比中产生逻辑力量。当刘半农以大学入学试卷中的错别字编打油诗以嘲笑青年时，鲁迅在《“感旧”以后(下)》中并没有多讲正确对待青年之类的道理。他只把中学生写错别字和大学教授拿这些错别字编打油诗排列在一起，问道:这两件事哪一件更可笑？一个大人物的轻浮之态立即跃然纸面。这个对比的排列本身便具有批判力量。有的杂文还因此有很强叙事性。如《弄堂生意古今谈》，也只是摆出了上海弄堂几个小小景象。然而数年间的变化竟如题目所示有如古今之别，令人产生隔世之感，不是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趋没落吗？由于国民党文禁森严，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鲁迅杂文不能不写得隐晦曲折。而用来包藏真意的仍然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