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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与“国家”有时候，人不一定考虑到以后的事情，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十几年过去了。7年后，冯锦华这样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一头短碎发，皮肤白皙，身体微微发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小。所有熟悉的朋友见了他都会问：锦华，你现在干什么？他则礼貌低调地回答：瞎忙、瞎忙。过去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多在中国的日企工作，月薪基本上都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社保各方面待遇都不错。冯锦华至今没有固定职业，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在南宁出差，他和朋友在南宁有个工程。事业是他遗憾的地方，毕竟他已经38岁了。他的日语除了与日本记者偶然聊天外，很少说，有些都不太熟练了。性格决定命运，他并不后悔当初那样做，他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冯锦华2001年12月10日接到判决书后没有上诉，十多天后，他低调地回国了一次，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2002年1月7日，他又返回日本，日本的职位还在，他要回去赚钱“养家糊口”。第二次回来，他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他知道，今后不可能再返回日本工作了，虽然他并不一心返回日本，但今后的工作却是个大问题。返回的那天，北京机场，爱国者同盟网等的网友租了一辆大巴到机场迎接他归来，这让他觉得很温暖，许多朋友一见如故。在家里，他待了一段时间，接到了许多电话和捐款。有的人想见他，他都尽量去见。现在他还记得，总捐款有2万多元，“我不愿意说捐给希望工程。”他说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冯锦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2002年，他遇到了童增。童增曾参与1996年的华人联合保钓运动，是参与该活动的内地代表人物之一。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香港，在海外华人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冯锦华来到了童增的公司工作，把家安到了北京。保钓运动在内地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他成为总联络人，征集人员，筹集资金。“什么人都来了，从博士到小学文化，从农民到高官，从老板到无业人员……有的会搞无线电，有的能搞到船只，有的能……”近一年时间的筹备促成了2003年出海行动，当时北京是非典的重灾区，他们听传言说北京要封城，甚至准备步行到天津搭船。比保钓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保钓活动聚集了一批爱国人士，北京、宁波、武汉、重庆……到哪里都有他的朋友。历来外交无小事，“保钓运动”更事关国土争议。在中国外交上，草根民间团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成了“敏感人群”。“有的人因为参加保钓活动，个人生活遭到严重影响。”1990年代初，有的人因为给日本大使馆写了封信，就被调查。现在，环境宽松了许多。遇到抗战纪念日，或敏感的事件，他们会组织人员去日本大使馆抗议，现场警察和记者比抗议的人群要多，但警察还是很尊重他们。一些成员的家境并不太好，有的人家里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土地被强制征收，走上上访维权的道路。周围的人笑话他们：你们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还保什么钓鱼岛呢？冯锦华觉得，这并不矛盾。“自己的房子要保，国家的领土也要保。不能说，我的房子保不了，就说这个钓鱼岛也不要。我们要宽容对待政府，政府也在发生转变，全中国人都在为这个奋斗，有的人比我们付出代价更大，把程维高搞下马的人，我见过，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好……我们希望每个国民都享有公民权。”有的时候他跟公安人员说：“我看到你们都很亲切，我把你们当作中国人看待，不把你们当作公安局的人，不管你怎么对待我，咱们永远都是一个血脉。”这时候，警察也被他们的话感动。记者问：如果发生以前的事，你还会那样做吗？冯锦华说：在日本，我看到中国要派航天员升空的时候，当时眼眶就湿润了，回来后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这样问我，我真的不能保证还会那样做。因为在国外，我会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回来后，我已经感觉不到特别，反而是，日本人没有欺负我们，我们自己却做了一些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冯锦华社会活动者1970年出生。1994年赴日留学，2001年因不满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神社两边的石兽座上喷漆抗议，造成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2001年岁末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