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于昆明陆军总司令部的第四方面军组建于1945年3月5日，仅仅一个多月后，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就指挥所部在湘西大破日寇，一举取得雪峰山大捷，8月在芷江出席日军投降的草签仪式，不久被推选为GMD中执委，年仅41岁，这位山东老王人生可谓走上巅峰。
抗战胜利以后，在长沙受降后的第四方面军部队被拆分，第74军空运南京，第100军调淞沪，至1945年11月，方面军番号被裁撤，坊间风闻老蒋准备派老王主政老家山东。王耀武戎马半生颇有倦意，加之身体也出了点问题，对主鲁颇有些迟疑，遂执弟子礼问计于山东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易经大师”刘子衡。
这可是个民国年间齐鲁大地有名的人物，还是个历史和考古学者，曾经给林森讲学、曾经跟老蒋掰扯抗日国策，尤其是对易经研究颇深，听过他讲学的军政大员名单有一大串，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冯玉祥、李济深、顾祝同、于右任、何应钦、白崇禧、李延年、朱绍良、胡宗南、董钊、李玉堂等等，当然也有小老乡王耀武。
（刘子衡）
听完王耀武的情况介绍，刘子衡老先生毫不犹豫直言相告：“不去！八年抗战，是民族之战，仰仗的是国共合作和全民支持。在这场战争中，你屡立战功，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如果涉入内战，必然殃及万民，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如一圣功成万民苏，你当急流勇退，免得留下骂名啊”！老王是个贼精明的人，对刘老先生的相劝其实是听得进去的。
王耀武随即称病请假，住进了武汉的一家医院，打算用这一招躲过任命，可惜老蒋不可能放过他，不久以后的1945年12月初，派专机将其接到重庆会见，根据王耀武《自述》里面的回忆，见面后蒋问：“看你气色精神都很好，有什么病”？王耀武回答：胃病咳血，这些年饮食起居失常的缘故，蒋继续说：“休息休息，生活一正常，不久会好的，日军虽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中共和我们能合作吗”？
（王耀武在济南）
王耀武还想推托，老蒋跟着又是一番很严肃的教训：“时局能让你休息吗？你知道济南很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你不要怕困难，我一切都有办法”！客观来说，王耀武能够火箭般窜升，除自身作战指挥和带兵很有一套之外，与老蒋的欣赏和着意提拔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得算是于王耀武有恩。
因此在老蒋的恩威并施之下，王耀武既不方便也不敢再抗命，只能就范，接受了“山东省主席、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的职务任命，按当时的整编规则，是战区改制为绥靖公署，集团军改制为整编军或者绥靖区，那是不是意味着王耀武被降职使用了呢？非也，他同时还是“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管着好几个绥靖区呢，其实是权力更大了。
（芷江受降）
王耀武试图带自己的基本部队过去，要不心里没底，也就是原来第24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的基干部队韩浚第73军、张灵甫第74军、李天霞第100军，然后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改组成为绥靖指挥部机关。不料劈头盖脸又被批评一顿：“何必非带自己的部队不行呢？那不成了军阀思想了吗”？老王只好退而求其次，说那带我指挥过的第18军和新编第六军也可以，总之得控制点王牌部队吧。
结果仍然遭到拒绝：“第18军要守备武汉，新六军要支援东北，都不能带，你如要带，只能带73军，韩浚不是也很能打仗吗，你必须顾全大局，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另调有力部队，你先去吧”！就这样，王耀武只能带着黄埔一期韩浚的73军，于1945年12月底随何应钦飞抵济南，次年1月正式就职。
（何应钦和四个方面军司令官）
至1946年初冬，王耀武率领所部连续打通了胶济线和山东境内的津浦线，老蒋亦来电嘉奖，老王有点飘飘然了，在济南大摆庆功宴，邀请各界名流到场，惟刘子衡老先生拒不参加。王耀武有点不舒服，事后专门约请刘子衡喝茶聊天，期间不免得意，说道：“老师，您看我打仗本时还可以吧”？
刘子衡勃然变色，摔杯厉声道：“佐民，你别高兴的太早，我看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春风得意的王耀武当时肯定不信，两人不欢而散，然而仅仅19个月之后，我华东野战军便发起济南战役，高喊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奋勇攻击，迅速占领济南城。王耀武兵败潜逃，旋在寿光县被俘、
粗粗一算，当真不过两年，刘子衡老先生果真是一语成谶！
史上最强预言帝蒋公。一、定都北京我决定不了，要下个政府决定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然而围绕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国内两派民意却吵翻了天。
南京方面的大佬们当然是希望留在南京，因为他们之前呆在南京十多年都已经习惯了，搬到风沙很大，天气严寒的北京实在不习惯，而北方的知识分子们却普遍呼吁，出于巩固北方边防考虑应定都北京，其中又以“五四运动”旗手，北大教授傅斯年的呼声最烈。
1946年，国民党制宪国大通过宪法草案，1946年12月18日，就宪法草案准备明定国民政府永久定都南京一事，华北各省市民意代表反弹强烈，一大批北方籍的民意代表冲到总统府请求蒋公接见，力争应当建都北京或至少在宪法草案中不明定首都。
蒋公：你们知道吗，反对我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不料蒋公一口回绝，场面激烈一度失控。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徐永昌将军在日记中记载：
华北各省市代表为定都北京一事，推荐首脑见蒋先生说明理由多端，而蒋先生坚决的答复：“那只有等待将来另一政府允你们，我这政府不行。”结果北方之代表二三十人羞愤而去。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原则上决定定都北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复名为北京。
二、“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1948年4月4日，国民党在内战中已经江河日下，时任党总裁的蒋公却急着在南京召开临时中全会，讨论即将于5月20日举行的“大选”中的“总统”人选事宜，时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罗家伦（著名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日记中戏剧性地回忆道：
“今日开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午九时在中央党部举行，蒋先生主席……下午续开会，蒋先生自己提出彼不愿竞选总统，而主张让与有下列五条件之社会贤达……”
罗家伦说，他认为蒋公当时说的总统人选、“社会贤达”是指胡适，蒋公发言结束后，全场默然，因为大家都知道蒋公的“谦让”是演戏，贸然发言只会触霉头。
这时，冒冒失失的罗家伦登台说话，极力赞成，大肆表扬蒋公此举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予赞成。
蒋公：……
然后罗家伦又说，为了避免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像第一次大战前后的法国内阁一样频繁更换政府，希望蒋公出任行政院院长，政局倒易于安定。
蒋公：……
这时，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邹鲁按捺不住，大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下面呼啦啦站起来一片人，未起立者只有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宋美龄和罗家伦三人。
眼看自己参选总统已成定局，蒋公面子上挂不住，又上台恳切发言说：“不能重对余之感情，而可当了解余之政策”；并强调：“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
罗家伦写道，蒋公说最后这话时，语气“至沉痛。”
这次会议后仅仅一年多时间，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国的统治，不到两年后的1950年3月，解放军发动西昌战役，消灭了胡宗南指挥下负隅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国民党政权彻底退出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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