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是一位对唐诗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这首先决定于他的政治理想。陈子昂的思想虽然比较复杂,好佛老、慕神仙,任侠尚气,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兼济天下、匡世济民的儒家理想,所谓“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他上给朝廷的奏疏以及政论,被《资治通鉴》引用的,达四五处之多。
所以王夫之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土之选",且是“大臣之才”(《读通鉴论》)。陈子昂虽然是和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同属于新进的被朝廷起用的庶族知识分子,但是他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不同于沈、宋等人醉心于初唐时升平的景象,沉湎在应制咏物、探研诗律的技艺之中,所以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那就是站在“达则匡救于国”的儒家知识士子的立场上。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极力主张复归风雅兴寄的传统。
陈子昂的诗生平及诗歌的创作背景?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中国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授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在26岁、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颇有些远见。38岁辞官还乡,后被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时年四十二岁。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1] 陈子昂之前,唐朝诗坛上虽有“上官体”、“沈宋”、“四杰”,但他们或是整饬了声律,或是改革了风骨,各执一词,皆有偏颇。真正高举复古大旗,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诗歌进入盛唐作好铺垫的还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象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刘勰、钟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近乎苛刻。在当时流弊盛行的情况下,执拗就是坚持,不如此不足以扭转风气。他抓住了前朝诗歌创作的“牛鼻子”,猛烈地给予批判。作为改革的办法,陈子昂高举“复古”大旗,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把建安、正始文学视为典范,明确提出“汉魏风骨”这一口号。要求恢复建安、正始文学的优良传统,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同时,他又提出“风雅兴寄”,主张恢复《诗经》以来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对社会民生积极发表意见,进行美刺讽喻,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复归风雅的目的就不只是美刺比兴了,而是要追踪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寄托诗人济世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实现了这两者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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