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414年—466年),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北)人,出身贫寒。元嘉十六年(439年),为了谋求官职而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到江州任刺史。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因刘义庆病逝而失职在家闲居,历任中书舍人、秣陵令等小官。
大明五年(461年),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
后晋安王刘子勋与宋明帝争夺皇位,刘子顼举兵响应,兵败,鲍照也为乱军所杀。
擅长七言歌行,语言劲健,感情充沛,形象鲜明,发展了七言诗歌,对唐代李白、高适等人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今存《鲍参军集》。
元嘉三大诗风?
元嘉体指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的诗歌风格。元嘉体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谈到元嘉诗风时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可说是对元嘉体风貌的大致概括。析言之,元嘉体的特征主要有:
一、把诗歌从玄理中解放了出来,题材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元嘉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山水诗成为诗坛的盟主。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倾全力描绘山水景色的诗人。经过他的努力,山水诗终于由附庸而为大国,确立了它在诗坛上的地位,从而改变了玄言诗统治诗坛的局面。他的一些名篇,如《登池上楼》《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过始宁墅》等的确展示了诗歌的新境界。在他的带动下,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成为一时的风尚,当时作家中很少有人不写山水诗的,这使山水诗成为元嘉诗坛上最主要的品种。
此外,元嘉诗人们更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社会人生。在元嘉诗中又出现了对功业的追求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懑、批判。像鲍照的乐府诗,颜延之的《北使洛》《还至梁城作》等诗都充溢着一种对现实人生的强烈感情色彩。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感受的诗歌也较前剧增。有关爱情、友谊、乡思的题材在诗中大量出现,如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惠连、谢庄、王僧达等人都有过这方面的作品。而咏物诗的出现则预示着诗歌将朝着以赋为诗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兴趣。
二、风格绮丽繁富,博奥典重。作为对东晋玄言诗的反拨,元嘉体诗人普遍注重诗歌的词采之美。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极意雕琢,将太康体的绮靡之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雕琢词句,精心刻镂。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例如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然有“初发芙蓉”之称,却大抵是千锤百炼,刻意求新之所得。他的一些名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罪”(《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大抵注意到色彩、线条、音响的调配。
而颜延之的诗更是秾艳繁缛,雕缋满眼,如“神御出瑶轸,天仪降藻舟。万轴胤行卫,千翼泛飞浮。雕云丽璇盖,祥飙被彩斿”(《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用“瑶轸”、“藻舟”、“雕云”、“祥飙”等华美意象,予人一种色彩斑斓之感。
其二,注重用事,讲究偶对。元嘉诸家诗偶句特多。谢灵运诗中有大量对句,而在颜延之鲍照诗中甚至有通篇对偶者。至于使事用典,则尤推颜氏为最。颜诗缺乏兴会,好用典故,“文章殆同书抄”(钟嵘《诗品》)。如他的《和谢监灵运》自述平生志趣和仕途的坎坷,洋洋一百七十言,几乎句句用典,有的甚至一句两典,晦涩艰深,弥见拘束。这种特点对于元嘉及以后的诗坛具有相当的影响。
其三,以赋体入诗,状物细密。钟嵘评元嘉三大家诗都提到了他们具有的“巧构形似”的特点,如称谢灵运诗故尚巧似”,颜延之“尚巧似”,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贵尚巧似”。(《诗品》)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标志着体物手段成为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以赋为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倾向。而咏物诗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这都对元嘉诗风的形成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元嘉诗是重文采的,与后来的齐梁诗比较起来,元嘉体诗的色彩过秾,用词比较典奥,而大量的用典又使得诗歌显得滞涩艰深。不够轻灵流畅、自然清新是元嘉体诗的弊病,也是日后终于为齐梁体(新变体)所取代的原因之一。
作为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他们诗歌的风格其实差别很大。即以颜、谢而论,钟嵘《诗品》中就有雕缋满眼,铺锦列绣与初发芙蓉之评。而鲍照的诗风与颜、谢的差别则更大。鲍诗题材广阔,内容充实,既有苍激越、质朴刚健的一面,又有雕藻淫艳、热烈奔放的一面。按钟嵘《诗品》的说法,他的诗“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实际上他是元嘉诗坛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但就当时的影响而论则远不及颜、谢,故而钟嵘叹曰:“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比较而言,颜、谢较之鲍照更典型地体现了元嘉体的特点,符合当时的审美需求,所以能够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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