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应羞上老人头赏析？

赏析:

此诗即是当时记实之作，表现了观赏牡丹的热烈场面和诗人簪花的情趣。

第一、二两句是写诗人簪花之趣。虽说当时礼俗士大夫集会时可以簪花，但老人簪着花成群结队走在街市上，终觉有些不好意思。为了突出这种心态，作者掀起一道波澜，“花应羞上老人头”，说花不愿上老人的头。而事实是，不管花愿意与否，还是上了老人的头，增添了不少情趣。两个“羞”字，一说人，一说花，相映成趣，语妙天下。同时说明包括诗人在内的官吏最终还是乐于在百姓面前亮相的。花活了，人更活。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官民距离，更有意义。

第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醉归而路人嗤笑的场景。这里诗人恰当地用了杜牧之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里街市上的老百姓把帘卷上，走出门来观看这支浩荡的插花队伍的经过，只需要点出这一点，当时盛况就好像在眼前。于是，官民同乐的主题也就圆满地表现出来了。诗人之所以在珠帘上钩时用“半”字，是因为作诗需要留有余地，给读者以想像空间，说全上钩，而诗贵活。

前后联均暗用前人句意，用得贴切灵活，不着痕迹，如同已出。“人”、“花”、“老”、“羞”四字有意重复使用，更使诗的音节回环往复。

这首诗运用夸张、拟人修辞手法并且连用几个动词，有利于渲染出一种喜剧情调氛围，体现了诗人极高的文学造诣。表现出诗人超旷豁达、狂放不羁的襟怀。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我们不难领略到诗人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出自宋代苏轼的《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宋词赏析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经文士的改造与加工而渐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住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婉约与豪放在这时已经出现分流的端倪。〈花间〉诸人除偶有山川羁旅之作外，皆流连光景，词风柔婉，为词奠定了婉约的基调。南唐以李煜为代表，国破前亦多靡靡之音，国破后则杂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渐有金石之音。 (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金石之音，这其实就是豪放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煜北掳后的一些作品，已开豪放派之先河。王国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的某些词，已的确让我们听到了豪放的声音。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等。
进入北宋后，柔婉之词风占主流。晏、欧、秦、柳诸人，可作为婉约一派的代表。而大文豪带有大英雄气的苏轼，自然不甘受此柔靡之风约束。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领域，扩展了词的体裁，也改变了词的风格。于是，他就成为北宋乃至后来豪放词派的杰出的代表。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的艺术的追求重于对词的意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许多词人以笔为刀枪、以词为号角，尽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把豪放词风推到了极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李清照在〈论词〉一文中简述了词的发展史，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第一次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提出了对词体豪放与婉约风格问题的思考。
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