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意与深情 张晓风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季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