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兴盛一种建立在明星机制上的生产方式，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社会不断地制造出影视明星、体育明星、歌星、舞星，明星是文化消费的焦点，也是文化经济增值的支点。文学生产之所以也被精明的文化商移来作为打造明星的平台，当然是因为畅销书巨额的利润回报。
  一般来说，应该是那些与视觉形象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化产业适合打造文化明星，因此明星多半是影视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流行歌手、体育运动员等等；文学中出现明星往往也是偶一为之的事情。但是，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全面推开的历史时期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缘于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特殊性。尽管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图书出版的管理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市场经济的全面放开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商”，书商为了有效地、快速地将文学转换为增值的元素，就启用了打造明星的方式。

余秋雨是较早成为文化市场包装为明星的对象，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被文化产业打造得最为成功的文学明星。
  以后，贾平凹、池莉、虹影等作家都相继被作为明星精心包装，但他们的明星效应不及余秋雨，有的只是成为稍纵即逝的流星在大众文化的舞台上红火了一阵。文学生产明星化的最初阶段显然是不成熟的，因此书商们多半是从已经有影响的作家中挑选合适的对象加以包装。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文学生产明星化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环节，书商们从有潜力的年轻人中发现明星的坯子，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
  这就是以韩寒开头的一批少年作家的明星化路子。有意思的是，培育这些少年文学明星的温床是一份纯文学刊物，这就是由上海作协主办的《萌芽》。1997年，《萌芽》联合几家大学共同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这个作文大赛的初衷也是刊物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没想到比赛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上海17岁的高一学生韩寒就是在这一届作文大赛中获得第一名。其后韩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学明星也就粉墨登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不仅挽救了一个纯文学刊物，而且还开启了制造文学明星的路子，这大概是《萌芽》的编辑们始料不及的。
  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直轰轰烈烈地举办至今，一个又一个少年作家明星也由此诞生。如今这批以明星化的方式推出的少年作家构成了一道瑰丽的风景，有人将其命名为“80后”作家群。少年作家郭敬明的造型，就足以吸引崇拜者的眼球：“一头染成黄色的长发，削得长短不一，半遮半掩地挡住了眼睛，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那双眼睛竟然是蓝色的（是隐形眼镜的功劳）；额头上横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细带，长长地垂到肩上———见郭敬明的第一眼，感觉他像极了漫画里的人物。
  ”———这是一份时尚类报刊记者对郭敬明的描写。郭敬明登上了《福布斯》2004年的“中国名人排行榜”，以160万元的收入排在第九十三位。这与其说是文学的胜利，不如说是明星化的胜利。

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从直接的原因来说，自然是为了以迅捷的方式通过文学获取最大的利润。
  而从文学自身来看，明星化向文学的不断侵蚀则反映出文学的精神内涵日见稀薄的事实。当文本的意义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作家的形象就成为被开发的资源了。追逐明星不过是人的神性崇拜在现代社会的反映，神性崇拜可以说是人类的文化本能。在传统社会，文学成为人们神性崇拜的重要承载体，文学作品深邃丰厚的精神内涵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情怀，攫取了人们的心灵。
  如今，文学中这股浓郁的宗教情怀被世俗欲望的暴风吹散，消费社会也把人们的神性崇拜引向世俗的途径，这就有了当代乐此不疲的追星现象。文学生产的明星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学中的神性崇拜，只不过是将文本的神性崇拜转移到作家的神性崇拜。但这二者还是具有根本的区别。
  因为明星崇拜浸透了文化产业的商品性和物质性，作家一旦被当作明星包装起来，就成为被抽空了内容的纯粹物化形象，在市场上具有最大的交换价值，最有影响的明星实际上是最完美的商品。在对文学文本的神性崇拜中，人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内在超越，而在对文学的明星崇拜中，只能导致对物的崇拜和对形象的戏拟。
  那么，由于文学文本与作家之间天然的纽带关系，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我们通过一种主观的努力，把明星化中包含着的神性崇拜因素导入到文学文本中，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的精神性赋予明星的意义阐释中。如果存在着这种可能性，那么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也许对文学精神内涵的式微带来某种刺激。
  问题在于，对于明星的阐释权并不在文学批评家手中，而主要是在大众传媒手中。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主结为一体共同打造文化明星，他们只对明星的物质性形象感兴趣，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比如像余秋雨，这是他们手中最有分量的文学明星，他的市场价值一直坚挺，但大众传媒几乎从来不去讨论关于他的文学作品的话题，而是不断地炒作他的纠缠不已的官司、暧昧的历史以及与一位演员的婚恋。
  从余秋雨的多次封笔的表态就可以看出，明星化对于余秋雨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给他带来的实惠，明星化不仅影响到他的创作，也直接酝酿了他的烦恼和精神痛苦。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说，明星化的炒作形成了一种偏离文学的阅读定势，误导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回过头再来看余秋雨散文这么多年的持续红火，但其散文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却未曾得到认真的阐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明星化对文学精神的遮蔽。
  同样的原因，“80后”少年作家群尽管来势凶猛，但始终还只是大众传媒上的话题，文坛对他们表现出相当冷淡的态度。在我看来，这种冷淡其实是文坛拒绝明星化的一种过激的反应，公正地说，“80后”并不完全是明星化的产物，就像将他们区分为偶像派与实力派一样，其中一些年轻的作家的确是在执着地追求文学性的，他们带来了新的叙述方式和审美情趣，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表示拒绝。
  

追逐明星是青少年心理成长过程中的外化现象。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的文化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明星对象。过去，文学也曾成为社会的明星对象，但人们不是将作家当明星追逐，而是崇拜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杨子荣、保尔·柯察金曾经成为广大青少年效仿的楷模，这其实也是一种追逐明星的表现方式。
  明星现象对于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来说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把明星作为增值的手段，明星就变成明星化，在利益的驱动下，就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因此，关注并研究明星化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于作家来说，更要在明星化的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