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诗词最豪迈,《沁园春长沙》,《忆秦娥娄山关》,《采桑子重阳》,《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冬云》等等,不胜枚举。你可以找找毛主席诗词手迹,欣赏主席的诗词,欣赏主席的书法。
古体的古体诗歌
虽然唐宋以来把格律森严、对仗工整的诗体叫做“近体诗”,把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束缚、也不讲求对仗的诗歌叫做“古体诗”,但是唐宋之人写近体也写古体,就如同今天的人们既写现代诗也写仿古诗(既仿古体也仿近体,更有填词写曲的)。
所以“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唐以前的诗,除了所谓齐梁体,就被称为古体诗。唐以后不合近体的诗,也称为古体。古体和近体在句法、用韵、平仄上都有区别。古体每句字数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杂言(句子参差不齐)都有,每首的句数也不定,少则两句,多则几十、几百句。它是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的总称。也称古诗(“古诗十九首”就是由此得名)。但得注意“古体诗”和“古风”的区别:古风只有“歌”、“行”、“吟”三种载体,古体诗则形式多样,它涵盖“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用集合的概念来表述这些诗体的关系,应该是:诗(内含古诗、现代诗、仿古诗等)>古诗(内含骚体诗、古体诗、近体诗、词、曲等)> 古体诗(内含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诗、古风、古绝等)>古风。
四言诗。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古、七古。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古绝句。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都属古体诗范围。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如果不按照格律写够句数,也属于古绝句。例如孟郊的《游子吟》。 唐朝前的诗一般称为古体诗。而格律诗,包括律诗和绝句,被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古人这么叫,我们现在也跟着这么叫,虽然它其实是很古的,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就已发端,到唐初成熟。之所以不把齐梁体归为古体诗,就是因为它是近体诗的源头。近体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律诗规定为八句,绝句规定为四句,多于八句的为排律,也叫长律。在用韵上:古体每首可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允许换韵;近体每首只能用一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换韵。古体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只在偶数句押韵,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声收尾则押韵,以仄声收尾则不押韵。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数句都不能押韵;古体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近体一般只用平声韵。在平仄上:古、近体最大的区别,是古体不讲平仄,而近体讲究平仄。唐以后,古体也有讲究平仄,不过未成规律,其实有一些特殊性,初学者可以不管。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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