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破诗句，例如“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出自：明代张煌言的《甲辰八月辞故里 \ 将入武林》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译文：
国亡家破之际我能到哪去呢？西子湖畔有我的榜样。（于谦和岳飞的墓都在西湖边)）
于忠肃（于谦）的功绩可与日月同辉，岳武穆曾经保住了宋朝半壁江山，朝廷给他在西湖边建了祠庙。
很惭愧我抗清复明大业未成，手无寸功，却想和这两位葬在一起。我凭借一颗赤诚之心，想在西子湖畔有一处我的安息之地。
以后有那么一天，在很多素车白马赶到浙东来向我吊丧的路上，东海将会掀起愤怒的狂涛，那怒涛难道一定是伍子胥吗？
朱彝尊解佩令中十年磨剑一诗赏析？
朱彝尊【解佩令】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尽。落拓江湖，且吩咐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在诗歌史研究中不乏如此一种应予警惕的景观：对于某些名家的名篇，看似关注的热度已高，该解决的问题均似已形成定论，再不可能有疑义了。然稍稍用心按之，便会觉其实仍然是隔膜耳食者多，真正解会者少。而又偏偏是前者大有市场，甚至众口一辞，遂往往令诗人良苦用心“折戟沉沙”矣。此篇即是一个好例子。 此篇是朱氏集中名作，凡有选及其词，即便很少，也无不阑入的。综览诸家解说，不难发现多数论者的基本落点是指其为朱氏追步姜张“清空”词风的宣言式代表作，甚至径称为“人既清空，词更清空”（见《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许永璋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709页）。表面上看，这很合乎逻辑：张炎提出“清空”的概念——朱彝尊倡导“清空醇雅”的词旨——朱氏在本篇明确表示自己宗仰张炎，所以，此篇是“清空”之典型。然而此篇真的“清空”否？笔者以为尚大有疑析之余地。 首先需解决的问题是：何谓“清空”？这个词风格论的重要范畴由张炎在《词源》中提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很明显，此处的“清空”是与“质实”作为对应概念出现的，所指乃是一种与秾挚绵密的“梦窗词格”背向而行的清新空灵的审美趋向。简要言之，即“洁而不腻，不著色相，显得官止神行，虚灵无滓”（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98页）。但若结合古代文论传统来加以悉心体察，则“清空”二字又不止单向指称文学风格，它也同时蕴涵着对于个人品格的界定和评价的。“清”，即不沾染尘俗，面向纷扰红尘表现出一种孤傲且悖离之人生态度。“空”也不仅是“虚灵”之谓，它还意味着对繁杂世相的漠视，以至完全不在意下。以此来衡量张炎心目中的典范——姜夔的作品与人品，称之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应是契合的。 如果以上对“清空”的阐释大致不错的话，这将是我们辨析朱竹垞此词究竟“清空”与否的前提之一。另一前提是需辨清本词的大致作年。在朱氏的五个词集中，本词见于康熙十一年（1672）编就的《江湖载酒集》中，所以词题中“自题词集”之“词集”并非指其词集之全部，而仅是指《江湖载酒集》。是年彝尊四十四岁，有人称本篇为彝尊晚年之作，时序之误必然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此一点辨析对我们把握全词意蕴至关紧要。 开篇三句“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劈首便以慷慨悲凉之态具言前半生辛酸际遇。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甲申明亡时年方十六岁，次年以家贫入赘归安教谕冯镇鼎家未久，清兵南下两浙，彝尊即出走联络抗清。顺治七、八年间犹往山阴交接魏耕、祁理孙、班孙兄弟（即世所称祁五、祁六两公子），图谋起事，事泄蛰居永嘉。至顺治十三年（1656）从乡前辈曹溶南游岭表，北出云中，其后又泛沧海，客京华，走济南，广交天下异才奇士，那么“十年磨剑，五陵结客”云云正是他这一段非常生涯的概括描述。然而恢复朱明天下的誓愿既不成，自己亦除了博得“江南三大布衣”的虚名而外，只能“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朱彝尊《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四部备要本，下同）。如此高远深沉之理想，如此羁愁潦倒之生涯，词人怎能不悲吟出“把平生涕泪都飘尽”的变徵之声？ 如此看来，首三句即以饱含悲郁的身世感为全篇奠定了并不“清空”的基调，后文“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也便不是风流倜傥之意气的表述，反而恰恰可从貌似轻倩的文字间为其坎壈际遇寻得旁证和补充。“老去填词”是功业未成的无奈抉择，而其中竟有一半是为法秀所呵的“空中语”，这岂不正说明他是藉“醇酒妇人”以抒胸中块垒？词人声明自己未有过“偎红依翠”之生活体验，其实也正是声明以种种香艳面貌问世的词中“别有志意存焉”（朱彝尊《乐府补题序》），而此一种“志意”我们已可自前文窥见消息了。 上片言身世，言词创作之动机，过片即直逼出作者心目中的榜样来。问题在于，如果这“榜样”只是艺术宗法上的，而不带有人格精神上的成分，他应该选择自己最尊奉的“词莫善于姜夔”（朱彝尊《黑蝶斋词序》）的白石道人为标准的，即“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白石差近”。可是事实不然，他把“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的张炎作为心摹手追的对象，这一选择当然颇具苦心的，其原因盖在于朱氏与张炎的诸多相似处。二人均为“浙产”，张于朱为“乡先贤”，此其一也；张炎世为临安名族，六世祖俊受封循王，系“中兴”名将，至曾祖鎡犹以花木园林称甲江南，且妙解音律，与姜夔酬唱，父枢亦于词称当行；竹垞曾祖国祚系光宗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为一代名臣，其生父茂曙、嗣父茂晖，伯叔辈如茂曜、茂晼、茂晭、茂时、茂昭等皆江南文苑俊彦，则二人同为贵介后裔，书香门庭，此其二也；张炎于宋称遗民，抗争强势入主之异族，自己一派空狂怀抱，落魄纵饮，这与朱氏彼时经历怀抱完全吻合，此其三也。正惟此种外在、内在多层次的联类比较，方有玉田而非白石以为楷模之说法。所以，与其视之为词学宗尚之自我表白，毋宁当作一种冰清玉洁之抱负的追慕更妥当些。 然而，竹垞为人特稳重谨慎，此是他性格中由诸多因素陶铸成的“雅”的重要侧面。对于以上那种一转念即可明了的几乎可称为“直白”的志趣之自供，他是多少存有一种忌惮和畏怯的。以故，在结末处他高扬“歌筵红粉”、“封侯无分”等文人常见的情调，这其实是对前文锋锐处的一种“稀释”，或曰涂一层“保护色”。他当然希望世人将此视为“清空”一类的述怀咏志之作以免贾祸的。对此种深心不明察而徒然称其“清空”，岂非正中朱竹垞的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