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二人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必须从二人的思想入手，二人不同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且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诗歌艺术和表现技巧。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担任过几任小官，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反感于政治腐败和官场斗争，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其耿介孤傲的个人秉性与迎合官场的习气格格不入，是在官场上不得适应的情况下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
而谢灵运出身士族，刘宋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可见，谢灵运一时也未曾忘记官场。与陶渊明的彻底决裂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诗作中，陶渊明以一个隐士的形象亲自溶入田园中，表现其中的乐趣，而谢灵运则以游览田园山水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
仅仅从思想上思想入手,很难理解陶谢诗歌的异同,还要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即归隐上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
他们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加流行。而陶谢二人的隐居基本上代表了两类隐居的类型:一种是真的隐居,彻头彻尾的隐居;一种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这对他们的诗歌呈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生活在家乡的农村,亲身体验着农村生活,对农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起初在军阀和野心家桓玄的手下当差,深感自己的志向和报复无从施展,而且,更加为自己替野心家效命而耻辱。
后来的归隐是在当县令时,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了官职。成为了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每当政治失意时,就拿陶渊明的事迹安慰自己。他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选择。终于摆脱了所有的顾虑,毅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隐居的生活。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陶渊明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是看破官场以后自觉的行为,绝对没有半点的虚假在里面。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重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从那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那爽朗的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如释负重般的超脱感觉洋溢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
从精神上来讲,陶渊明的隐居比谢灵运是快乐的，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其诗有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可以说,在古代文人当中,做到真隐的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回归是自然本性的回归,与陶渊明热爱自然是分不开的。是真正农民化了的隐士,这在封建等级制度严密的晋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陶渊明还亲自参加了农村的劳动,在诗里赞美了普通农民可贵的品质和邻里乡亲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文人当中普遍流行鄙视劳动生产的风气,陶渊明以身作则,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没有磨灭他的坚强信念。因此,陶渊明的诗集里,随处可见真真切切的农村生活的场景。
让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贴近农村生活,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自然天真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氏族后裔,而且是前朝的遗老,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痛苦的生活。他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
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当政治斗争激烈时,他就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他又很着急的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心情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现实世界是残酷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
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这些情况,导致了其诗歌内容的贫乏空洞,题材也不多,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在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
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作者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诗篇中。陶渊明的崇尚自然一直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长期隐居农村，如果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那么，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都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是主动追求。
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并不是明显的外在压力。虽然陶渊明、谢灵运都和当时的名僧慧运有过交往，但陶并未象谢那样接受佛家思想，陶的思想中也缺乏佛家的种种生死轮回、善恶相报观念。正因为陶渊明自小热爱自然又始终抱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时期，他能心平静气地接受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
因而在他的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热爱，而是赋予田园新的生命和审美价值。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不幸落入罗网，接下来二句用比兴手法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八句极力叙写田园生活的环境，由近及远，又收束到身边，末二句直接说出返归自然的愉快心情，结合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
相反，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而陶诗的闲适之情则得自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家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
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
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自然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要的描写客体还是农村的生活以及农夫和农耕。
而谢灵运的诗歌则偏重于山水风景。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陶渊明主观上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但客观条件也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乞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荒种豆,披星带月的劳动。
安贫乐道的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躬耕垄亩,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只有作家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作家笔下的素材,才能更加真切的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心境。读者才能经过千百年以后,还能体会到陶诗所蕴藏的真意!而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
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也与士大夫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在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上,陶渊明写作的诸多田园诗歌里,可以清楚地发现,陶渊明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田园生活的客观描写,而在于体现自然和各种生活中的意象相结合的感受与情趣。
陶诗在选材上,经常截取方宅,草屋,榆树,桃李,村落,狗吠,菊花等田园意象,几乎无不摄入笔端。这些意象都是最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的东西,达到意象与感情的共鸣。陶渊明做诗自然平淡,并不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极其相似,在描写当中,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往复,陶诗所描写的都是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的农家常事。
用这些家常事来伸发出自己高于别人的哲理。陶渊明通过创作,经常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归鸟,菊花等等,尤其是菊花,来表现自己不同于流俗,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同伟大诗人屈原的香草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菊花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陶渊明开其先导以后,历代吟咏菊花的文人习作渐渐多了起来。
例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三有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此,诗人截取日常农事活动为创作素材,语出自然,真率,选择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入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农民,衣着简朴,荷锄躬耕,种豆南山的情景历历在目。
诗人久在樊笼,复得自然的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连露水浸湿了衣服都浑然不觉。谢灵运的诗歌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水姿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渊明诗里情景交融的情况在谢诗里被严重的割裂了。
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展示给读者。这样，陶诗和谢诗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陶渊明写松意不在写松，写菊意不在写菊，意在言外;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是要描尽山态，写水就要写尽水姿，象中国的工笔画。
陶谢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不同，自然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诗歌艺术。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它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清末的王国维历来被学者公认为意境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种意境的分类方法。
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那种感情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的意境。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此诗道出了作者历经战乱，特别是目睹安史之乱后京城的破败景象的痛苦心情。草本不含泪，鸟儿也不会因人的别离惊心，只因诗人痛苦不堪，所以都有了人的情感色彩，这就是“有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作者不在意境画面中出现，而是指那种情感比较含蓄，不动声色的意境画面。
王国维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无我之境”，作者自己虽出现在画面中，但他的情感却藏而不露，一切让读者自己从画面中去体会。描写了景色，但未评价景色，中间无一字臧否，也是于不动声色之中见意境。但人们却可以从画面开拓的意境里，间接地领略到诗人欢欣的情绪和开朗胸怀。
因此“无我之境”，只是情感不外露，并不是没有情感。这样,陶诗与谢诗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陶诗有生活中诗人总结和体验的生活之理,而谢诗则没有。相反,谢诗里有很多玄言诗的玄理搀杂其中,不免给谢诗的光辉染上了瑕疵。
在二人的诗歌创作中，就通向了两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即充满生机的主观情感的外射，与超脱尘世的客观、冷静的刻画。
田园景色是陶渊明宁静内心的外界的自在观照。其诗中之景，莫不笼罩或渗透着他轻快从容的“心象”，也就是他作为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中的眼前景、胸中意。陶集中最多的，就是他在田园农庄中劳作的情景。田园诗歌无法忽略和回避田园生活主体“人”的生活。乡居生活离不开山水林壑，陶诗中也偶有这类景象。
但与他田园景色中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一样，他笔下的山水秀色也少不了“人”的点缀，换言之，也都是“有我之境”。“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无非眼前之景。窗下之兰，堂前之柳，并可见主人的雅趣。“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瞩目也不仅在描写的这些意象里,而是这些意象所包含的各种人情。
即使是 这里还不能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他创作山水诗的数量不多，而应该考虑到，他的注视点始终没有忽略掉“人”，这不能不让人联系到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自然观，并为他在诗歌境界上形成“有我之境”寻求到一个合理而充分的依据。前人称陶诗“篇篇有酒”，其实更是篇篇有“人”，篇篇有真生活。
反观谢灵运诗，在他现存的100余首诗中，山水诗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谢氏毕生钟情山水，有山必登，有水必临，山水色寓于目，动于中，发为诗歌，于是佳山秀水之丽句纷至沓来，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他笔下的山水都只是山水本来的面目，作为诗人观照游玩的客体和对立面而存在。
其境界超旷、秀美，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最负盛名的诗篇，漠视自然的山水与人间社会的位置关系，返回到它本身的“无我之境”。陶渊明则反之。他的隐逸并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厌恶，否定与离弃，恰恰相反，乡村生活中绝假纯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质朴自然规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最能体现这一规律的人群之中，去感受同样真实同样切近的田园乡野、自然山水，感受生活的本来面目。
他笔下的景色，已经同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浓浓的人间情味，充盈洋溢在他眼中、心中，凝结成文字，积淀为诗，更唤起他投向生活怀抱中的渴望，以及对自然最高的崇敬甚至信仰。陶之所以高于谢，正在于他已将自然之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对它远远观望、鉴赏，作为浑浊人间社会的对立面进行心理上的补偿。
因而其诗歌意义更加丰富，更加贴近人生，也更耐人涵咏，更醇厚、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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