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诗三百》,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后,才有《诗经》的称谓。
它之所以被列为儒家经典,是由该书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广阔的地区。
全书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其中《国风》部分,大都是民间诗歌,歌颂了人民的劳动和爱情生活,不少篇章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
《雅》《颂》两部分出自贵族统治者之手,主旨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宴饮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人的礼乐精神,也有一些暴露时政的作品,表现了对周王室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诗作,提供了关于周部族的崛起、周初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
《诗经》中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音节自然和谐,语言优美灵活,普遍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极富艺术感染力。其中的一些优秀篇章描写生动,刻画细腻,想象丰富,构思曲折,意味深长。《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首创性,不论其思想倾向还是艺术风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代曾经有专门派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目的在于知民情,观风俗。这些诗歌集中于乐官,习演于乐工,通过整理加工,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这些诗歌被广泛应用于王廷和贵族的典礼仪式,并作为贵族学习的教科书。有赖于此,《诗》在春秋中期得以结集并且已经相当广泛地流传。在当时,“赋诗言志”是外交场合的通例,王侯士大夫都努力学习“赋诗”,以便在社会交往时能随时命乐工点唱《诗》篇,或在交谈中随口引用诗句,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意见,增强说服力。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曾经对《诗》进行过删订整理,这是因为孔子看到了《诗》与社会政治的内在联系。《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所说的“温柔敦厚”正是孔子“诗教”对人的政治道德和思想修养的基本要求。孔子曾经论及《诗》的教化功能,他在训示弟子的时候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说,《诗》能够引起联想,对人起到思想的启发和感情的感染作用;能够考察社会民情,“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会通思想感情;还可以讽谕不良现象。《诗》可以引导人们利用兴、观、群、怨这四种手法来事君事父,另外,《诗》还可以增加各方面的知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应当说,这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系统阐发。
先秦时期,《诗》在祭祀、朝会、筵宴中与乐相配,成为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交际时也广为征引,因此,对《诗》进行学习和熟练掌握十分重要。孔子也反复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性。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孔子还强调了学《诗》的实践意义,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就是说,《诗》的学习还要尽量做到经世致用、融会贯通,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孔子以后,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也都常常引用《诗》的文句,如《墨子》《孟子》《荀子》等,以作为论理的依据或增添抒情色彩。
由于《诗》的自身特点及孔子与《诗》的密切关系,两汉以来,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诗》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认真研习的重要对象。仅从《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看,历代的解《诗》注《诗》之作就有147部,如果加上未曾收录和《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以后的著作,其数量很可能多达上千部。这些著作,除少数外,大部分都有意无意地对《诗经》进行了神圣化的解说,使该书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例如,有的诗篇被解为具有“美刺”的意义;有的诗篇被看作有“颂德”的内含;还有的诗篇被看成“正俗”之作。《诗》这部诗歌总集,明显地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汉代,《诗经》已经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文本,以后更成为儒家的伦理教材,担负起了教化民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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