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晗的施晗文学特点

主流与非主流 施晗散文集《书生味道》的首篇即谈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坦言“做自己的非主流”。由此我想起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的位置》，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鲁迅、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而就整个人类来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其实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掌握多少知识和财富，最当紧的认识自己。认识得越早越深刻越好，因为大多数人其实终生也没有认识自己。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鲁迅从创造阿Q这个精神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颟顸的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让人们从朦胧、昏愦的醉迷中醒悟，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正视面临的物质实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恰恰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什么是聪明、睿智？善于花言巧语、耍小手段是吗？绝对不是的。用鲁迅的话说只是“辁才小慧之徒”和“巧滑之徒”，“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真正的聪明、睿智，就是不断地虚怀若谷地内省自己、了解外界，及时而准确地保持“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无此“两明”，办事休矣。其实，正常状态下，文学本来就是处于非主流的。敦诚赠曹雪芹的诗曰：“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就是劝曹公安心于非主流，摒弃功名利禄、臧否毁誉，在黄叶村埋头著书。倘若曹公当年不做自己的“非主流”，后来就不会有《红楼梦》了。我自知也晚。到了六旬退休之后，才在“学者自述”《幸福全在“大部头”》中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政无智，从军无勇，从商无金”，不得不埋头在“大部头”的书籍中“讨生活”，甘心情愿做自己的“非主流”。施晗比我聪明得多，自知也早得多。他13岁从事文学创作，在全国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引起文坛轰动，获“星星诗刊”全国文学大奖等各类奖项十余次。历任《青年文学家》《华人世纪》等刊物执行主编。先后主编出版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文丛》《中国当代文学百家》《近现代名家散文精选》《近现代名家诗歌精选》《当代校园文学选》《当代实力派随笔精选》《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名家小小说》等文学选本三百余部。已在全国各大期刊发表作品四百余件，入选多种权威选本；部分作品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出版。2010年作为中国文学代表出访柬埔寨，受到柬埔寨王国副总理涅文才先生亲切接见。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梦回千年》《追忆似水年华》《生于80年代》《极地》；长篇小说《天国无门》《洛城笔录》等。现居北京，任千卷传媒董事长。然而，他丝毫没有被这些可观的成绩冲昏头脑，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既不为自认是“主流”的某报社主编所惑，跟他当“学生”，也不被重权在握的亲友所动，实现所有人对他梦寐以求的“主流”生活的期待，而毅然“走自己喜欢的路子”，“只做自己的‘非主流’”。正是因为这样，施晗才没有成为“‘主流’的牺牲品”，在从来没有人追问过所谓主流观念正误与否，只要求你“按照大家的意思满足了所有人一成不变的主流思路”的大环境中，以自己特有的沉稳与睿智特立独行，写出了一系列为人惊叹的好文章。2.“80后”与“非80后”施晗被称为“最不像80后的80后作家”。像“80后”，是因为他的年龄，生于1980年之后，年轻，充满朝气、锐气和精气神。读他的散文，就像看到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在北京黄昏的长安街上快步走着，人们来去匆忙，任何一个十字路口，人潮耸动。他决意当天走完长安街。一定，他发誓！他不仅走完了长安街，而且带着文学行走，走过朱自清日日行走的荷塘，汪曾祺走过的胡同，史铁生常来的地坛……置身于这个怅惘、低徊的年代，面对中国文化的断想，潇洒地走了一遭又一遭。纵然遇上卖字画赝品的店主时，“第一次觉得自己那张有着近二十年严肃的脸显得天真与无邪”，但他的心是美的，充满了清明的生命的激情……不像“80后”，是因为他具有与年龄不大相符的稳重冷静的思索、质朴、灵动而又老熟的语言，以及心忧天下的情怀。读《公子头上的月季》，我依稀想起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在愚昧、暴烈的婆家斥打与“云游真人”装神闹鬼的邪治下悲惨地死去了，四姑也在她爸的吊打与“神灵显答”的愚弄下，疯了，多少年后作者看到的，是“用铁链拴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作者“幼小心灵上的疮痂将要被撕开”……萧红说她所指向的是整个人类的愚昧。施晗也是在揭露着家乡闭塞、蒙昧的黑暗面。正是这种苦难，使他像萧红一样早于同龄人而成熟了。从年龄上看是“80后”，从作品所达到的深度来说，是“非80后”。3.天然与非天然元好问有诗曰：“一语天然万古新”。施晗的语言是天然而淳朴的，清明得如一潭清水，一眼见底，一看即明；像鲜灵灵的月季花“日渐娇蕊，盈盈欲滴，发出沁人的幽香”。譬如——天也有一双眼睛，到底是人在看天呢，还是天在看人。大自然很多美的东西，也只有晚间，才可以去想象他们的存在。那一段深邃的夜，我亦是熄灯度过的。夜，深了。风，紧了。像清水一样的白话，如汩汩溪水流过整本《书生味道》。但如细品，就会发现施晗绝不是信口而流。他的文字是经过一番艰辛的研磨和锤炼的。譬如——冬天的最后一天，时间似破茧而出的蛾罗，一夜飞远我的掌心，让我感到生命的惶恐。文学语言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家是否善于使用比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里，比喻的巧拙与多少，往往反映着作家的才气与功力。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和钱锺书无疑是善用比喻的大家。他们的比喻看似信口而出，但给人以形象、深刻的印象。施晗也是善于运用比喻的，把“时间”比为“破茧而出的蛾罗”，就别出心裁，既简明，又凝重。施晗还精于炼字，譬如——我打老远打老远从北京飘来……一个“飘”字，包含多少意蕴？深藏了多少含义？我们可以从中想象作者从家乡与北京的艰苦与奋斗，乐观与潇洒。……盛满着一种哀求，人都说她就是四姑。一个“盛”字，又鎔铸着多少哀怨？多少不平？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人类愚昧给同类带来的痛苦与抗争，绝望与悲哀。外面竟是一片纷飞的白雪，天被遮住了，只有纷纷的云落下的眼泪。既是独出心裁的比喻，又是绝妙的炼字。“白雪”被比喻为“眼泪”，而竟是“云”落下的。多么奇妙的想象！王安石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自然。施晗的文字好像不大着力，不故作惊人之笔，悠悠闲闲，单纯的气氛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感到拘谨，形若天然，毫不费力。其实不知内蕴着多少功力与艰辛。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诗，柳宗元的散文，大抵都是经过惨淡经营然后达到貌似平易而实隽永的境界，比之那种锋芒毕露、力竭声嘶、一览无余的作品，自有高下之别。正如施晗在《戏说笔名》中所讲的“大匠不雕”。用元好问后一句诗说，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般艺术修养不够，艺术经验不足的作者，不容易体会到此中甘苦。这或许也是施晗年龄为“80后”而又“非80后”的一个重要原因。4.童真而非天真童真，是成熟的作家表现出的一种气质。其实，就是要求作家持有一颗爱心。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爱自然，爱所有一切值得爱的事物，这样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才能摆脱世俗的束缚，排解世故的眼光，轻松地找到自己的生活，快乐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而具有童真的作家、艺术家，往往能够产生常人所难有的奇思异想，作品标新立异、别具一格，想象力让人意外，表现力让人折服，认识力让人茅塞顿开。《书生味道》充溢着童真之味。使读者感到了作家对人生的爱：“有时多像一部读不完的文学，似诗歌、似散文、似小说、似杂论、似那本藏封多年的名著，也许曾一度忘记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却时常把它里面的内容说起。”他爱家乡长街上的旧书摊，“在这里买了本《文选序》和《说文解字》，总共一块三毛钱，厚厚的，掂在手掌，那心里美的。”他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写成了《美丽在你眼》。他爱后来被逼成疯女人的四姑，看着她“背着书包一跑一跳地回来，发辫盘曲扎花，左手还用布袋搅了一怀月季，整个晚上，四姑总是蹊跷地笑，没有说一句话。”越是对四姑显出这般童真的爱，就越是对她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在《永恒的爱》中，施晗讲了这样一段深含哲理的话：“在人类的长河中，爱人、手足、朋友、师生……那些曾经一同经历过风雨的洗礼，那些曾经一同哭过笑过的日子，往往长存。猛回头，又一只衔着食物的壁虎正从谁家的窗台爬过，请注意，千万别惊扰了他们的美梦。”连壁虎都同情的人，怎么不在心中盛满了童真？然而，施晗却不天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改变自己轻信的弱点。在《是非》中，一个约莫八九岁的女孩“圆规式”地立在他面前，“衣着稀烂，且十分邋遢，头发被两根麻绳扎着，眉中被无情的烈日刺出几道若如老者的皱纹，眼睛深陷，却睁得很圆、很大，整个地就活像一只呆鸡。”女孩向他诉苦，下跪，哀求。说她是个孤儿，一岁时，爸爸病逝，妈妈不要她，就把她丢在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幸得有一妇人捡回，才留得小命活到现在，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去年，那妇人死了，她就只得跟着妇人的前夫生活在一起，而那妇人的前夫也得了重病，此刻，正在床上呻吟，留下她和他的儿子，至今，他儿子天天乞讨，而她就跑到了这里来，请作者帮她刊登一则求援启事。作者心疼了，只能照办。两个月后，在他收到四千余元钱，用一个红色盒子装好，按照地址找到女孩交给她的时候，女孩的父亲坐在床上言语稀少，“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再后来呢？女孩竟至不认识他了，“露出两行又黄又尖的牙齿，用一种习惯的语气问道：‘先生，打牌吗？’”作者的“心凉透了”，“连忙逃出了这个是非之地。远处，那只狗又追了上来……”这样的现实怎不让人“心凉透了”？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比这严酷得多的还有的是呢！这不禁令我想起了鲁迅最信任、最痛惜、最怀念的青年作家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描写他：“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以至于被抓进监狱上了镣，还以为是“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柔石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不明不白地被残酷地杀害了，成为“左联”五烈士。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居然是被阵营内部的人借敌方之刀杀了异己。鲁迅痛悼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字里行间也为柔石的天真而扼腕。鲁迅不仅传输给青年富有童真的大爱，也凭藉自己丰富、坎坷的阅历告诫人们不可太天真！鲁迅的深刻与经验是青年最应该学习的。难怪鲁迅1936年4月5日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施晗生长在湖南祁东，在艰苦的山路上磨砺过，又从乡下来到北京，饱尝了人世间的苦乐冷暖。他不是暧房里的花朵，而是在山石夹缝中艰难成长的劲松。他通过自己的亲身阅历也在告诉更年轻的朋友：人世是复杂的，不可轻信，不可天真！我想：这也正是施晗散文的可贵之处。当然，要做到不天真，仅从书本和道理上知晓是不够的。像我已经到了望七之年，受挫不知多少次，鲁迅的书也不知读了多少遍，仍然屡屡轻信，时时天真，结果总是上当受骗，经常吃大亏，还闹得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如朋友痛心地指出的：你让人家卖了，还懵里懵懂帮人家数钱呢！真乃愚不可及！但这恐怕不仅是智商问题，有些人与事，从理智上我也明白，知其不善，却依然下不了决心割断。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归因于香港歌星所唱的“我的心太软！”自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慈善、忠厚的性格是改不了的，所以只能对有些年轻人退避三舍，不再来往就是了。然而，对施晗却不一样，我一见他就很喜欢，戒心全无。因为他是那样聪明，睿智，又是这般童真，仁爱，不必设防。宋代学者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易·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告子下》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这是林非先生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序言中赠给我的话，愿我能够“刻苦自励，永不懈怠”。我愿意将这些名言转赠给施晗，他和我一样都是在磨难中锤炼出来的，所以一见面就“心有灵犀一点通”。童真却不天真。正因为如此，施晗的童真才格外难得！5.文学的希望正在悖论中很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学的希望寄托在施晗这样的年轻作家肩上。我不敢下什么断言，但是我坚持认为文学的希望正在悖论中。回想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柳宗元，不正是处于悖论中吗？韩愈，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三岁而孤，靠兄嫂鞠育成人。怀瑾握瑜，满腹经纶却功名蹭蹬，历尽艰辛方才进士及第。走入仕途后又因性格耿直、直言无忌而贾祸，一贬阳山、再贬为博士、三贬潮州、颠沛流离，身心交瘁，但他能做到宦海浮沉而荣辱不惊。从政为官，鞠躬尽瘁，有惠及民；执笔为文，泻玉飞珠，成为一代宗师。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而著述颇丰。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韩、柳的共同点是都遭遇过仕途的波折，处于人生低谷时反是文学上出辉煌成果的时期。另外都对古典文学造诣深厚，而又倡导创新，置身于新与旧的悖论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文起八代之衰”，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导者。同样，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二周”——鲁迅与周作人，也恰恰是处于新与旧的悖论之中。他们也像韩愈、柳宗元一样，身世坎坷，少年丧父，祖父又因科场案被皇帝亲判为“斩监候”入狱待死。家境迅速从小康走向败落，受尽欺辱，从而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样，反而使兄弟二人发愤苦读文学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柢。如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中所言：“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传统旧文学根基极深，能够洞知其弊病，又能继承其优长；热烈地欢迎新文学，发扬其新进性，又能避免其稚嫩；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那些固守旧文学的人落在时代后面了，缺乏传统文学根基的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也昙花一现、一纵即逝了，惟有置身于悖论中者托起了新文学的希望。这简直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施晗正是处于悖论中，主流与非主流、“80后”与“非80后”、天然与非天然、童真却不天真，恰恰是这种悖论的精要之点。师旷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施晗少年时就酷爱读书、学习。他朝气蓬勃，像早晨的太阳，与同辈的青年人相处和谐；又敬重老人，与林非、雁翼、石英等老一辈作家、学者成为知音。《我与林非先生》最令我感动，“潇洒与乐观的林非先生”，被他写得活灵活现，可亲可敬。他精通现代文学，《戏说笔名》足见了他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了如指掌；又陶醉在古典文学中，《万千繁华已落尽，一生最爱宋词吟》足证他对传统文学的沉醉与熟稔。可谓是“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从他送我的条幅中，看到施晗的书法苍劲、老到，似出自老书法家之手，不像年轻人所写。令我这从小痴迷于思索而不注意练字的人汗颜。施晗就是在这旧与新、老与青、雅与俗、细与粗的悖论中汲取着、生长着，必然熔铸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