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人论政?!

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称为“一番”，以后还可能会有“两番”、“三番”，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魏晋“清谈”的内容与形式 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 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 “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 “清谈”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必尚虚无之论，后人对它的意义，一语道破：“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请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

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人论政”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在近现代报刊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闪耀着“文人论政”的光芒。本次研讨的主要是1927年——1948年时期的，所以代表“文人论政”最高成就的也就是《大公报》了。 一、“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第一，我国素有文人“清议”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准则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言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使文人的这些思想有更深刻的体现。他们热切借助报刊这种新载体抒发言论，评议时政，以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由此产生了中国新闻史上最光辉的一笔——“文人论政”。第二，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与渗入密不可分的。因为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邸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有独立的撰稿权并发表评论，而这一点又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西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当时严厉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是不会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更罔论“文人论政”了。二、“文人论政”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1、深厚的爱国情怀作为“文人论政”顶峰的《大公报》，其百年不变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早期以反对美国禁止华工入境运动和支持收回权利运动最为著名。抗日战争时期，其上海版因不接受日伪报刊检查而停刊，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论中宣言：“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以明爱国之志。《大公报》的爱国精神，以其四十年代主笔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最具代表性，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可以概括为“报恩主义”和“文章报国”，这两点相互交融，使得他主持的《大公报》表现出强烈的“文人论政”色彩。张季鸾在《归乡记》中曾经说过，人人都应报父母之恩，报国家之恩，社会上人人都对我有恩。若存有报恩之心，许多事情就很好办了。他这种真诚的报恩思想，扩大了说，就是真诚的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就是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思想。与“报恩主义”密切相关的是他的“文章报国”思想，“书生报国无它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对一介书生来说，能报效国家的只有文章和意见。张季鸾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始终来自他那只锋利、沉重、老练的“秃笔”。他坚守“文人论政”的信条，正是他抱定言论报国、文章报国决心的明证。2、独立的报刊品格经济独立是具有独立报格的先决条件，只要这样，报纸才有批评社会的底气。近现代以来，具有“文人论政”特点的报刊无一不坚持经济独立，议政不参政，坚守民间立场，具有独立报格。张季鸾早在留学日本时，就担任了革命派报刊《夏声》的主编。应当注意的是，他虽然同情、倾向甚至参加革命，但并未参加革命团体，也不是职业革命家，这就是他与其他报人最显著的区别。从办《民立报》起，他确立了“忠”——忠于主张“、勇”——勇于发表为立身立言之本。他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强调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大公报》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以说是其忠勇内涵的进一步引申。事实上，张季鸾的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四不”方针是其“文人论政”办报思想的具体化，“文人论政”是实现“四不”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3、鲜明的舆论倾向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回顾国内几十年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的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量不必最大，但代表公众舆论，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文人论政”主张言论报国、文章报国，这些言论不是四平八稳的，作为言论救国的主要载体，必然表现出鲜明的舆论倾向和犀利的战斗风格，这也是“文人论政”报刊具有战斗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根本原因。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曾主张改良主义的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就是在他的言论鼓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1946 年，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中指出：“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论政别具一格，如《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和《政治失常》等文章，为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令人叹为观止。《大公报》也不例外，它“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作为《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更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认为，报纸评论必须充分发挥言论的重要作用，要以“公”、“诚”、“勇”的立言态度，做到“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张季鸾的“文章报国”愿望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4、平易畅达的文风 “文人论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共赴国难。考虑到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若报纸文风过于雅化，就会直接影响到报刊的宣传效果，因此报刊在文风上必须趋向平易畅达、浅近义明、通俗易懂。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作为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将，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章应该“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等八项主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推到贵族、古典、山林的文学，建设国民、写实、社会的文学，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纷纷采用白话文进行写作，使我国报刊文风为之一新。此外，在报刊白话文进程中，黄远生、张季鸾、邹韬奋等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黄远生新闻通讯的一大特色就是“通俗自然，别具一格”，邹韬奋曾用“流利、畅达、爽快”等形容他的文风。张季鸾则不管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要求文字简练条理清晰。邹韬奋要求报刊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切合民众的需要和容受性，他主编《生活》不久后就宣布，“《生活》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这些变革和进步，使他们都成为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楷模。三、“文人论政”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大呼大吁，做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民营报刊“文人论政”的政治素质，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许多人具有共同的优良的政治素质，则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对今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文人办报的目的就在于对国家尽其言责。为了真正尽到这一责任，实践中应做到两点：第一，以文章报国。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话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他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裁量时事、议论得失，遇到误国害民之事，便疾恶如仇、鞭笞抨击，每当国难当头，又摇旗呐喊、鼓动宣传。第二，代民众讲话。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中国自古就有“君轻民贵”之说。文人既要报效国家，就要爱护国家的这个“根本”，代民众讲话，“通民隐，达民情”，使当权者随时随地都能了解民众的状况，并据此调整国家政策，干民众之所想，改民众之所恶。其次，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国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原于机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1931年9月1日，史良才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说：“今后本报当以诚挚之态度，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荛，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报人宣誓》的社评，表明了三点：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二是做“国家的忠卒”、“政府的诤民”的言论责任，三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报人节操。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这是那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 最后，报人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时标榜一种超越党派的独立精神。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1935年，成舍我在创办《立报》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 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张季鸾认为“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徐铸成也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越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拘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上海的《新民报晚刊》出版之际，正值全面内战爆发前夕。该报郑重声明“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