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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神韵的美学风格

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风格正是其散文观念的完美体现。季先生在《日译<季羡林散文集>前言》中自称其散文深受中国古典散文、英国散文以及日本近现代散文的影响，努力保持着东方特有的神韵。总体来说，季先生因其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熟稔、对散文艺术性的重视、以及对“真情”的强调，使其散文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在形式上更多的表现出语朴情醇的艺术风格，正所谓“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1] 钟敬文先生的概括是相当准确的。

季先生出身农村，虽然青年时期留学国外，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是季先生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2]。季先生在散文中表现出豪放旷达、淡泊名利、以德报怨的心态，以陶渊明的诗句作为人生格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更是其人生哲学的鲜明写照。这些都表现了季先生的道家情怀，但是季先生的散文更多地表现出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季先生深沉的乡土情感和赤诚的爱国之心：季先生心系土地，心忧祖国。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在何处，季先生都心怀乡土、心念亲人，在散文中以一片赤诚之心表达对乡土与亲人的热爱。如季先生的《月是故乡明》中的“心飞向故里”，又如《听雨》表达了自己的“恋乡”情结：“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 季先生是农民之子，正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一样，季先生从不忌讳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他始终对农民和农村怀有深情，他即使身在城市也关心农民的收成，关心天气给农村带来影响。《母与子》写于1934年，这篇散文表达了作者对母亲逝世的无尽悲哀与痛苦，同时表达了对农村妇女丧子的同情和怜悯。在这篇散文中，季先生的感情是深沉的，他对旧时代的农村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我们同样都是被恶运踏在脚下的的苦人，当悲哀正在啃着我的心的时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泪浸透你的面孔呢？”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季先生的散文中，母亲是一个崇高的形象，季先生始终对母亲怀着深沉的思念和无尽的悔恨，如在《赋得永久的悔》中，季先生几乎是撕肝裂胆地写道：“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了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这篇文章作于1994年，距离母亲去世已有六十余年，但季先生对母亲的逝世仍是如此痛苦，可见母亲在季先生心中是多么的崇高；季先生生在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文化的陶冶，“不忘母恩”在季先生心中是超越一般的信念，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季先生年轻时外出求学是时代必然，但他始终惦念着母亲，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的去世使季先生未能尽孝，季先生的悲痛悔恨之情就更加深切了。在母亲形象的情感陶冶下，季先生在散文中塑造了众多母性形象，如《母与子》中的老妇人、《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中的王妈，这些农村妇女同季先生的母亲一样，经历了一生的苦难，结局却异常凄惨，季先生把这些农村妇女与母亲形象放置在一起，表达了对她们无限的同情和怜悯。

作为长年漂泊异乡的留学生，季先生在国外有的是凄清与孤独，有的是对母亲和外祖母的无尽思念，“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季先生的思乡之情是难以排遣的，爱国之情在思乡的基础上油然而生，如他在《海棠花》中写到：“乡思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在这垂尽的五月天，当自己心里填满了忧愁的时候，有这么一团浓烈的乡思压在心头，令人感到痛苦。同时我却又爱惜这一点乡思，欣赏这一点乡思。它使我想到：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故乡和祖国虽然远在天边；但是现在它们却近在眼前。我离开它们的时间愈远，它们却离我愈近。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啊！” 在季先生心中，故乡与祖国是统一体，思乡与爱国也是统一的，思乡之切体现的是爱国之深，如他在《去故国》中写到：“我真不愿意离开这祖国，这故国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温热的感觉。但我终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中画下的一条路走。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到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 从乡思到爱国，是情感的升华，季先生一生都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写到：“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季先生对亲人的思念，对农民的同情，故乡的追忆，对祖国的忧思，都是真情的喷发，是绝假纯真，是一念之本心，体现的是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一方面，季先生散文以真情为胜，尤其是那些思念母亲的散文，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季先生在创作中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回环往复，万勿率意，切忌颟顸。”[3] 季先生散文创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为后人奉献了一些堪称经典的散文作品，其在结构安排、意象与意境的构造以及语言的运用上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与其艺术追求相得益彰。

首先，季先生在散文创作中讲究结构的安排。如早期散文《母与子》就以双线结构全文，明线表现作者在母亲去世后的寂寞与悲哀，暗线表现老妇人思念儿子时的悲苦与凄凉，结尾两条线索统一起来，突出“我们都是被恶运踏在脚下的苦人”。又如《夹竹桃》运用的是“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方式。钟敬文在《季羡林散文全编序》中认为：“文字再朴实不过，情感再真纯不过。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 所谓“复调的散文”，季先生的散文在结构意义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次，季先生在散文创作中注意意象的选择与意境的构造。在季先生笔下，枸杞树、海棠花、马缨花、夹竹桃、石竹花、二月兰等植物都寄托了作者特殊的情感，如在《二月兰》中，二月兰作为一种常见的野花，在季先生心中却象征着一种人生哲学：它们“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无所谓悲与喜。在《春满燕园》中，作者铺排了燕园花事渐衰的意境，是为了时代春天的到来作铺垫。在《马缨花》中，作者构造了一幅孤寂凄凉的意境，是为了衬托马缨花给人以希望和光明。再次，季先生散文的语言朴实精练、庄重典雅，同时讲究韵律美与节奏感，季先生曾经明确提出自己在散文语言上的追求：“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4] 一方面，季先生的散文语言朴实精练，明白晓畅，不故作高深；同时季先生古典文学修养深厚，在叙事抒情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往往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无疑也增加了散文语言的庄重与典雅。另一方面，季先生散文是真情的流露，为了配合情感的抒发，季先生的散文语言往往体现出韵律美与节奏感。钟敬文对季先生的散文语言极为推崇，他认为季先生的散文语言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综上所述，季羡林先生的散文观念注重散文的艺术性，基本上与周作人开创的“美文”观念一脉相承；在取材上倡导“身边琐事”，主张“以小见大”，也与林语堂的散文观念相似。然而，季先生在散文创作中始终表现出一颗爱国之心，表达对时代与环境的关注，取材虽小，却心系土地，心忧天下，发挥了散文的社会功用，突破了“纯文学”观念的束缚，与鲁迅等人的散文创作重在社会功利作用具有继承关系，因此，季羡林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季先生在散文中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具有自觉的东方神韵的古典美学追求，因此，季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总的来说，现代与传统在季羡林先生的散文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季羡林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

季羡林先生有一部散文集，其中谈到散文的特点。他在《漫谈散文》中说：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决窍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字，随随便便之谓也。季羡林先生说：“综观古今中外各名家的散文和随笔，既不见“散”，也不见“随”。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作品。

他还说：“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功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辛宪锡在《散文构思断想》中认为：“散文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散’字。它从内容、形式、结构、语言、直至表现手法，等等，几乎无所限制。与别的文学样式相比，它有诗意，但不是诗；它可以写人物，有情节，但不是小说；它也能提示生活中的矛盾，但又不同于戏剧冲突。文无定型，这也是‘散’的表现。”

他指出：“散文应其‘散’，就越要认真构思，越要艺术家的匠心。否则，生活如何上升为艺术，艺术的魅力又从何而来？这好比珍珠撒在地上，只有用一根线把它串起来，方成珍品。散文者的构思，就是要去找这根穿珠之线。”

我看季先生与辛先生讲的基本上一致的。但季羡林先生强调了散文写作过程中不是“散”，而是严谨的。而辛宪锡先生的观点是比较全面的。是从形式到实际写作都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散文不散，从文章的组织结构上看，这自然是对的，但若从文章的取材来看，“散”正是散文的特点。说散文之散，决不是散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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